公共图书馆: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017-11-11  A+ A-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叶含勇 滕军伟)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4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图书馆讲述了怎样的“光阴故事”?走进新时代,又如何为美好生活供应更多“精神食粮”?带着这样的追问,记者走访各地,探访群众身边的公共图书馆。

  光阴的故事

  曹明芳,江苏南京市江宁区图书馆副馆长,14岁当图书管理员,一干35年。

  “2000多平方米的4层小楼,现在看它觉得小,1986年搬到这儿的时候是全国最大的县级图书馆。”曹明芳说,计划经济时代,办张借书证需要领导签字审批,整个图书馆一年办理50-80张借书证,那时候在图书馆算是一份清闲工作。

  借书证少,自然去图书馆的人就不多。曹明芳还记得她工作的第一年,零零散散到图书馆来借书的,多是借单田芳讲杨家将之类的章回体小说。1983年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热播时,图书馆里的人“唰”得一下多了起来,每天图书借阅量有300来册。

  作为山东济南商河县图书馆的负责人,年过半百的陈芳萍踮一下脚,就能望见退休的期限,可她却觉得身上好似有用不完的劲。“我对象还跟我开玩笑,说你干脆买张床放馆里吧。”陈芳萍笑着说。

  “图书馆里的40多个座位,一天8小时开放,读者始终络绎不绝。”工作36年,陈芳萍和她的图书馆既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知识热”,也品尝过购书经费难以保障、办公场所遭遇拆迁、四处借地开张的边缘化滋味。

  走进信息时代,互联网、移动设备、电子书喷薄而出,传统图书馆的信息、知识优势消失殆尽。但陈芳萍说,一份坚守了半辈子的工作,任谁都会心生依恋,更何况最近几年图书馆绽放新颜,新的馆舍、新的藏书、新的职能都令图书馆生活越来越有味道。

  成长的足迹

  基层图书馆人砥砺前行,基层公共文化事业硕果累累。

  赵喜乐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图书馆的老读者,现在每隔几天就要到图书馆看看最近的报纸杂志。但是,能在家门口借书看书,却是赵喜乐2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玉泉区图书馆虽然在1977年就已建馆,但是1992年老馆拆除后,一直“居无定所”。“图书馆搬了三次家,先后和教育局、文化馆、健身房等共用场馆。受场地限制,图书馆只保留了书库,没有阅览室,读者只能把书借回家看。”玉泉区图书馆馆长刘丽君说。

  在各级大力支持下,2016年,玉泉区图书馆终于有了固定场馆,3000平方米的场馆被细分为普通书库、蒙文书库、历史书库、视障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少儿馆、家风家训馆等阅读功能区,馆藏图书达10.6万册,是建馆之初的5倍。

  为了满足市民多元化阅读需求,江宁区图书馆不但坚持每晚八点闭馆,周末、节假日也不休息,通过错时、延时开放满足市民的阅读需求,而且主动到学校、企业、机关等为市民办理借书证,让图书馆“走出去”“送上门”,让市民知晓自己能享受的公共文化服务。

  读者又回来了,图书馆又“活”了。已经从事31年图书馆工作的辽宁沈阳市康平县图书馆馆长王雪峰说,现在的图书馆已不再是单纯收集图书的“藏书楼”。每隔几个月,图书馆就会根据村民需求,为全县近200个农家书屋送去“新鲜血液”。

  时代的步伐

  “干我们这一行得有‘布道’精神,要想着自己是传播知识,是参与到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大事中,就觉得高大上了,就想得开了。”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图书馆副馆长周晓红说。

  2005年,龙泉驿区刚开始建设8个试点村图书室时,区图书馆15名工作人员中,有14名是女同志。但为了节约经费,时任馆长陈绍红经常带着馆员肩挑背扛送书下乡。随着试点图书室一天天成形,原本柔弱的女文青也变成独当一面的“女汉子”。

  如今,龙泉山桃花灼灼,不仅花果飘香,更有脉脉书香。

  “以后工作就有法可依了,也期待着细则出台。”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让基层图书馆人觉得硬气。江宁区图书馆馆长陈英说,信息化时代对图书管理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她期盼能有更多不同专业的人才加入到图书馆工作的行列。

  谈起刚刚出台的新法律,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图书馆馆长葛圣梅的眼睛闪烁着光芒:“随着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县级图书馆将迎来更大发展,可以更好地满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

  对此,辽宁省康平县图书馆馆长王雪峰同样兴奋不已,他说,公共图书馆法给图书馆的运营和服务指明了方向,像法规里提到的图书馆总分馆制,就可以让文化资源向基层乡村延伸,向贫困地区延伸,“这也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坚持在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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