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忆南京大屠杀：那一天，父亲丧生在日军枪口下
原标题 南京大屠杀惨案80周年之际，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85岁离休老兵回忆—— 那一天，父亲丧生在日军枪口下
1937年12月13日，日军野蛮入侵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2017年12月13日，我们将迎来第4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80年过去了，作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儿子、如今不到100人的幸存者之一和唯一的解放军老兵，我的心情仍异常沉重。这是南京之殇、中华之痛，也是人类历史黑暗的一页。我所亲历的恐惧、伤痛与仇恨，永生难忘。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危急。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都重庆，机关忙着转移，有条件的人家西迁，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则奔走城乡相互避难。据国民政府当年11月统计，南京人口为103万，12月疏散后还有60多万（40多万群众、15万军队和5万外地难民）。而大屠杀过后，据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报告，截至1938年2月，南京人口仅剩不到20万。
1937年12月9日，凶残的日军兵分6路进攻南京，守军奋力抵抗，日军伤亡2.5万人。11日，城防司令唐生智率部奉蒋介石命令撤退。因指挥不当，守军陷入混乱、伤亡惨重。13日，日军先后攻占南京光华门、中华门、中山门，入城后进行了为期42天的大屠杀，奸淫烧杀，无所不为，骇人听闻。直到1938年1月23日，在国际舆论的抗议下，日军才有所收敛，但零散屠杀没有停止。
屠城期间，日军用机枪扫射无辜群众，包括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尸骨成堆，血流成河，焚尸灭迹，惨无人道。抗战胜利后，南京军事法庭于1946年查证日军集体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包括期间发生的“百人斩”，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刽子手相互比赛，以军刀砍百人取乐，令人发指。日军这一屠杀30万同胞的罪行罄竹难书。时至今日，中国人民始终宽宏大量，理性地将战争罪责归咎于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主张中日友好，但日本右翼集团面对铁一般的事实，仍矢口否认大屠杀，企图掩盖滔天罪行，重温军国主义旧梦，中国人民岂能答应？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岂能答应？
我的父亲程长河就是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军残忍枪杀的。
父亲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没有文化，先在上海闵行厘捐局当门房，厘捐局裁减后，辗转到南京从事制作折叠扇的手工活。
1937年12月以后，日军飞机经常到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里残垣断壁、火光冲天，不少群众死于非命，全城百姓人心惶惶。父亲拿不定主意，跟姑妈商量到江宁县铜井乡避难。那时社会秩序很乱，火车停车处无站台，车上也无人报站，哥哥见到“铜井”两个字就大喊：“爹爹，到啦！”全家慌乱下车，谁知姐姐不慎跌倒将手臂摔骨折，我们只好又回城医治。
时局越来越紧张，去铜井的路断了，母亲听舅舅说江北安全，父亲便让我们简单地收拾行李。他用扁担挑起行李炊具，13岁的哥哥背着两岁的小妹，9岁的姐姐搀着怀孕的母亲，5岁的我提着铁皮水壶，全家人艰难地跑到江边码头，雇一只小筏子，挤在一起渡江。我记得在江中央，船老板怕“江珠子”（江豚，编者注）顶翻小船，还让我们往江中扔铜钱。
到了江浦县，我们一家挤在城东附近的一个茅草棚里。一天，日军飞机突然飞到江浦轰炸，我们跟老乡一起躲在江边一个干涸的大水渠里。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间茅草房中弹着火，浓烟滚滚。如果带来的衣物烧光，怎么过日子？父亲一边说“不好”，一边跑回去拿衣被。刚返回水渠，父亲又想起还有一个母亲生孩子要用的高脚木盆没拿，又立即跑回去。等他拿到木盆出门不久，就遇上端着枪的日本兵，嘴里“叽里呱啦”说个不停。父亲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谁知丧心病狂的日本兵不分青红皂白就对着父亲开枪，父亲当即倒下。
日本兵不肯罢休，继续寻找杀人目标。我们躲藏的地方距离他们不远，谁都不敢出声。小孩子被大人捂住嘴巴，怕我们哭出声。就在日本兵越来越近、脚步声越来越清晰时，忽然一声哨响，他们扭头集合，继续向东进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这群人躲过死亡。
日本兵走后，母亲抱着父亲的遗体哭得死去活来：“老天啊，这叫我们怎么活？干脆跳江里死了拉倒……”乡亲们苦劝：“你好好想一想，你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世，还有身边的4个孩子谁管？人死不能复活，你无论如何要活下去。”母亲强忍泪水，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用芦席裹着父亲草草掩埋。时局平稳后，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回到旧居，母亲腹中的小妹妹生下不久就夭折。家中既无房产又无土地，生活极端贫困。哥哥端一个小盘子卖花生、马蹄糕，当学徒，后来开了个小店，卖油盐酱醋，姐姐在电信局当话务员，一家人勉强度日。
1949年南京解放时，我是一名中学生，决定报名参加解放军。听说我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我的入伍申请很快就被批准。后来，作为一名解放军炮兵，我参加过西南剿匪、金门炮击，曾操作过缴获自侵华日军的旧型号山炮，也是新中国第一批亲手操作“喀秋莎”火箭炮的人。离休前，我是第一地面炮兵学校副校长。
我清楚地知道，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同胞达30万之众，我的亲历只是30万分之一。但作为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老兵、老共产党员，有生之年，我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经历讲出来、讲下去，因为这不仅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贫穷就要受欺，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牢记国耻、振兴中华，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作为一名85岁的老兵，我还想对年轻的战友们说——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日伪时期亡国奴的屈辱，民国时期民不聊生的痛苦，解放后，生活才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们深深地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强大的中国！如今，中华民族不仅站起来、富起来，而且正在强起来！希望你们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听从党的指挥，苦练杀敌本领，沿着习主席开辟的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坚定前行，早日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强军梦！（程福保 题图制作：方汉）
1937年12月13日，日军野蛮入侵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2017年12月13日，我们将迎来第4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80年过去了，作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儿子、如今不到100人的幸存者之一和唯一的解放军老兵，我的心情仍异常沉重。这是南京之殇、中华之痛，也是人类历史黑暗的一页。我所亲历的恐惧、伤痛与仇恨，永生难忘。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危急。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都重庆，机关忙着转移，有条件的人家西迁，不了解情况的群众则奔走城乡相互避难。据国民政府当年11月统计，南京人口为103万，12月疏散后还有60多万（40多万群众、15万军队和5万外地难民）。而大屠杀过后，据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报告，截至1938年2月，南京人口仅剩不到20万。
1937年12月9日，凶残的日军兵分6路进攻南京，守军奋力抵抗，日军伤亡2.5万人。11日，城防司令唐生智率部奉蒋介石命令撤退。因指挥不当，守军陷入混乱、伤亡惨重。13日，日军先后攻占南京光华门、中华门、中山门，入城后进行了为期42天的大屠杀，奸淫烧杀，无所不为，骇人听闻。直到1938年1月23日，在国际舆论的抗议下，日军才有所收敛，但零散屠杀没有停止。
屠城期间，日军用机枪扫射无辜群众，包括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尸骨成堆，血流成河，焚尸灭迹，惨无人道。抗战胜利后，南京军事法庭于1946年查证日军集体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包括期间发生的“百人斩”，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刽子手相互比赛，以军刀砍百人取乐，令人发指。日军这一屠杀30万同胞的罪行罄竹难书。时至今日，中国人民始终宽宏大量，理性地将战争罪责归咎于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主张中日友好，但日本右翼集团面对铁一般的事实，仍矢口否认大屠杀，企图掩盖滔天罪行，重温军国主义旧梦，中国人民岂能答应？全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岂能答应？
我的父亲程长河就是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军残忍枪杀的。
父亲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没有文化，先在上海闵行厘捐局当门房，厘捐局裁减后，辗转到南京从事制作折叠扇的手工活。
1937年12月以后，日军飞机经常到南京上空轰炸扫射，城里残垣断壁、火光冲天，不少群众死于非命，全城百姓人心惶惶。父亲拿不定主意，跟姑妈商量到江宁县铜井乡避难。那时社会秩序很乱，火车停车处无站台，车上也无人报站，哥哥见到“铜井”两个字就大喊：“爹爹，到啦！”全家慌乱下车，谁知姐姐不慎跌倒将手臂摔骨折，我们只好又回城医治。
时局越来越紧张，去铜井的路断了，母亲听舅舅说江北安全，父亲便让我们简单地收拾行李。他用扁担挑起行李炊具，13岁的哥哥背着两岁的小妹，9岁的姐姐搀着怀孕的母亲，5岁的我提着铁皮水壶，全家人艰难地跑到江边码头，雇一只小筏子，挤在一起渡江。我记得在江中央，船老板怕“江珠子”（江豚，编者注）顶翻小船，还让我们往江中扔铜钱。
到了江浦县，我们一家挤在城东附近的一个茅草棚里。一天，日军飞机突然飞到江浦轰炸，我们跟老乡一起躲在江边一个干涸的大水渠里。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间茅草房中弹着火，浓烟滚滚。如果带来的衣物烧光，怎么过日子？父亲一边说“不好”，一边跑回去拿衣被。刚返回水渠，父亲又想起还有一个母亲生孩子要用的高脚木盆没拿，又立即跑回去。等他拿到木盆出门不久，就遇上端着枪的日本兵，嘴里“叽里呱啦”说个不停。父亲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谁知丧心病狂的日本兵不分青红皂白就对着父亲开枪，父亲当即倒下。
日本兵不肯罢休，继续寻找杀人目标。我们躲藏的地方距离他们不远，谁都不敢出声。小孩子被大人捂住嘴巴，怕我们哭出声。就在日本兵越来越近、脚步声越来越清晰时，忽然一声哨响，他们扭头集合，继续向东进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这群人躲过死亡。
日本兵走后，母亲抱着父亲的遗体哭得死去活来：“老天啊，这叫我们怎么活？干脆跳江里死了拉倒……”乡亲们苦劝：“你好好想一想，你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世，还有身边的4个孩子谁管？人死不能复活，你无论如何要活下去。”母亲强忍泪水，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用芦席裹着父亲草草掩埋。时局平稳后，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回到旧居，母亲腹中的小妹妹生下不久就夭折。家中既无房产又无土地，生活极端贫困。哥哥端一个小盘子卖花生、马蹄糕，当学徒，后来开了个小店，卖油盐酱醋，姐姐在电信局当话务员，一家人勉强度日。
1949年南京解放时，我是一名中学生，决定报名参加解放军。听说我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我的入伍申请很快就被批准。后来，作为一名解放军炮兵，我参加过西南剿匪、金门炮击，曾操作过缴获自侵华日军的旧型号山炮，也是新中国第一批亲手操作“喀秋莎”火箭炮的人。离休前，我是第一地面炮兵学校副校长。
我清楚地知道，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同胞达30万之众，我的亲历只是30万分之一。但作为在党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老兵、老共产党员，有生之年，我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段经历讲出来、讲下去，因为这不仅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贫穷就要受欺，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牢记国耻、振兴中华，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作为一名85岁的老兵，我还想对年轻的战友们说——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日伪时期亡国奴的屈辱，民国时期民不聊生的痛苦，解放后，生活才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们深深地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强大的中国！如今，中华民族不仅站起来、富起来，而且正在强起来！希望你们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听从党的指挥，苦练杀敌本领，沿着习主席开辟的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坚定前行，早日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强军梦！（程福保 题图制作：方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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