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用人单位因欠薪被告 藏好证据不出庭成惯用伎俩

　　藏好证据不出庭成一些企业惯用伎俩

　　“用人单位不出庭却赢了官司，太想不通了！难道企业靠藏证据，不出庭，就能随意欠薪吗？”8月27日，劳文杰拿出败诉的判决书给记者看，觉得一肚子委屈。

　　2016年3月，劳文杰被包工头赵某雇佣到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一家工地做木工。当年10月3日，赵某携款跑路，欠下劳文杰6.3万元的工资。劳文杰申请仲裁，希望赵某所在的大连某工程建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支付欠薪。结果，因为公司不理不睬，两次不出庭，劳文杰提交的证据又不足，走仲裁和法院诉讼劳文杰都败了。

　　大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郭忠旭说，用人单位不出庭不举证，劳动者举证又不足，致使合法权益难维护的例子并不鲜见。

　　“知道你拿不出证据，我有底气啊”

　　2016年10月8日，劳文杰所在建筑公司的法律顾问齐勇曾找到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齐勇当场保证让劳文杰拿到欠薪，并详细地询问了劳文杰有没有和赵某签订合同，手中有没有工资条、签到表、工装、工资转账记录、赵某属于该建筑公司等证据。得知劳文杰只有微信记录和手写的工资条后，齐勇便让劳文杰回家等消息。结果，等来的是公司对劳文杰的诉求再也不理不睬，后来公司当了被告也拒不出庭。

　　缺席判决是指民事诉讼中，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缺席时所为的判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同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6条规定，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通常情况下，当事人为了避免遭受不利于自己的诉讼后果，会到庭进行辩论。那么，为何有的用人单位故意不到庭？

　　“因为知道你拿不出证据，我有底气啊。”辽宁省某大型连锁果蔬超市人事部副总经理周祥说。他专门负责处理企业的人事争议问题。

　　周祥以今年解雇的3个临时工为例，进一步解释说，“雇人时公司就十分谨慎，没让员工拿到工资条、签到表等证据，离职后还收回了3个人的工装、工牌等。3人申请仲裁前，我请他们吃饭协商，旁敲侧击地了解到他们掌握的证据不足。回去后就删除了所有他们提及的记录。即使是仲裁委、法院工作人员来取证，也查不到证据。”

　　骗走、销毁证据后不出庭逃避责任，成为一些用人单位的惯用伎俩。

　　沈阳市一位审理此类案件的法官郑虹在翻阅卷宗时发现，沈阳市某食品生产厂3年内被告了7次，涉案金额共计3.15万元，皆是因为无故辞退超市促销员拖欠劳动报酬。

　　郑虹介绍，第一次庭审，该企业称没收到开庭文书，并未出庭，结果劳动者因证据不足而败诉。尝到“甜头”后，这家企业便不出庭了，同时7名劳动者无一例外地拿不出证据。“我们几个审理法官电话催促其出庭多次，讲了不出庭的利害关系，可企业就咬死了不出庭。”

　　“既没有强制措施，又没有处罚手段”

　　“缺席审判制度下的证据认定没有相关规定、执法人员调查取证难、恶意不出庭没有强制或处罚措施，是该类案件难解决的三大原因。”郑虹说。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7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没有经过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然而，该规定没有对缺席审判制度下的证据认定的可操作性作出明确。

　　“劳动者能否胜诉，要根据事实和证据，而不是根据用人单位出不出庭。”郑虹说，没有相关规定，仲裁委只能在坚持中立原则的基础上，理性对已有证据的取舍和证明力进行客观判断。

　　执法人员调查取证难也是一大痛点。审理劳文杰案件的劳动争议仲裁庭工作人员张希美告诉记者，仲裁庭发现案件事实不清时就派人前去取证，结果发现由于项目在2016年年底已经建完，项目部也撤销了，赵某跑路后所有资料不知去向，建筑公司也没有任何赵某工作过的痕迹。最后，因实在无法证明劳文杰与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只能判劳文杰败诉。

　　张希美介绍，这类案件多出现在建筑、餐饮、商超三大行业，主要因为招工方和工作性质都具有临时性，不签劳动合同、口头协议定工资和工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劳动者也不注意留存证据，致使执法人员很难取证。

　　恶意不出庭没有强制或处罚措施是用人单位逃责猖獗的最大原因。仲裁委员会在处理劳动争议过程中，出现用人单位未到庭现象的原因比较多，如因不重视而遗忘开庭时间，公告送达开庭文书以致不知晓开庭时间，此外就是为拖延、逃避责任而故意不到庭。而针对是否为恶意缺庭，我国相关法律没有认定、强制及处罚措施。

　　“遇到恶意不出庭的单位，都是想方设法地对其进行劝说。但遇到经常不出庭的单位，既没有强制措施，又没有处罚手段，怎么才能‘请’得动呢？”张希美如是说。

　　“最根本的是应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不能一遇到职工权益受侵犯就呼吁企业守法自律，呼吁提高职工法律意识，最根本的是应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保障。”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海说。

　　郑虹建议，完善缺席审判制度，让该类案件审理、取证有法可依。一是要认定什么情况下才是“恶意缺庭”，对屡次恶意缺庭的，法院要有强制出庭的相关措施及规定。二是明确缺席审判制度下审理和取证的特殊性。用人单位掌握大量劳动关系证据，而劳动者属于弱势群体，对拒不举证、销毁证据的用工单位要有相应的处罚措施。

　　沈阳大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刑燕认为，立法讲究严谨所以所需时间长，目前可以效仿失信被执行人公开制度，把拒不举证和恶意销毁证据的用工单位拉入失信黑名单，在人事部门备案，使其成为督查的重点对象。“整改好的，几年内没有类似案件发生的企业可以移出黑名单，以此倒逼用工单位诚实守信，出庭举证承担责任。”刑燕说。

　　在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磊看来，还应该尽快完善劳动关系登记制度及相关体系。“该类案件的关键症结是执法部门不完全掌握劳动用工情况，劳动关系难认定。”王磊说，“如果全国企业用工登记制度完善，劳动者何时以何身份进场，又在何岗位工作，协商的工资、福利待遇是怎样的，何时离场等，对这一系列劳动关系上级人事部门都能清清楚楚，企业就没有漏洞可钻，许多劳资纠纷就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