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是如何被西方媒体炒作的
作者：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甄妮
打开主流西方媒体的网站，会发现上面有很多对于“中国威胁论”的报道。这种报道有不同的版本：以BBC为代表的媒体更多是相对有逻辑的报道；以CNN为代表的是相对偏重煽情的报道；以《纽约时报》《华盛顿自由灯塔》等为代表的是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报道。这种区别与不同媒体的商业运营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鉴于BBC在西方媒体中“首屈一指”的地位及其中文网站运营比较成功，文中的例子更多选用的是BBC新闻。需要说明的是，受资金来源等因素影响，相对来说BBC是一家具有反商业化理念的西方媒体，对为了博人眼球而刻意制造噱头的行为相对具有一定的自我反思和控制，但即使如此，在 BBC的有关报道里，很多在中国人来看既缺乏事实基础，又缺乏内在逻辑的“中国威胁论”仍然广泛存在，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更深层次上去分析和探求“中国威胁论”被西方媒体以及受众广泛认可的原因。因为只有找到这样的原因，才能真正做出有针对性的回应。
简要回顾近年来BBC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发现其中引起西方民众对中国负面印象的报道涵盖面很广，包括了军事、内政、经济、民生和少量的法律、教育（多以民生报道的方式体现出来）在内的各个方面。
继续深入分析这几类文章的逻辑，发现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构建的“中国威胁论”呈金字塔型，不同类别的文章分处金字塔的不同层次。其中，不涉及法律和教育内容的民生类文章，例如高房价引发年轻一代的焦虑感等，处在 “金字塔”的最底层；针对教育和法律内容的民生类文章处于倒数第二层；内政类的文章位于倒数第三层；军事类的文章位于倒数第二层；而高居金字塔尖的，是经济类文章。位于“金字塔”的每一层的报道，都是其上一层报道的有力证据，而上一层报道，又是紧邻的下层报道的集中体现，并暗示性地表明了下层报道出现的深层原因。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金字塔”体现的，并非是这些元素在中国社会中的逻辑关系，而是深藏于BBC报道中的，引导西方民众将中国视为“威胁”所暗中使用的逻辑关系：即用来自中国的案例，诱发西方民众本来就存在的负面情绪，并将其指向中国；其运作机理，是心理学上的“移情”，表现则是西方受众将源自自身历史以及社会实践累积的负面情绪，归因于中国，将负面情绪带来的攻击行为，包括心理、话语乃至行动层面的攻击行动，指向中国。
高居塔尖的经济驱动力，则是“中国威胁论”被西方百姓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历史心理学原因。西方民众在媒体的引导下，将西方历史上的重商主义逻辑套用在高速发展的今日中国身上，由此产生了对中国的抵触。
西方历史上的重商主义逻辑，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逻辑的体现。这一逻辑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从公元14世纪开始，欧洲工商业城市逐渐兴起，中央集权制度随之被西欧统治阶级采纳。当时，西欧各国的统治阶级普遍与商业资本家合作，以增加财政税收，同时加强君主权力。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通过“圈地运动”被统治阶级与商业资本家联手剥夺。16、17世纪，随着重商主义的加速扩张，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日益强烈，西欧国家开始通过对外扩张来获取财富，资产阶级的利益都需要由民族国家这一载体来实现。
在理论上，1776年，随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批判，重商主义逐渐被主张自由经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代，慢慢失去了主流经济理论的地位。西方民众对于“重商主义”及相伴随的对外集权、对外扩张产生了批判性心理。人常常被眼前的忙碌蒙蔽，但历史的记忆总会深埋在人们心中。随着时间的发展，重商主义成为了一个“筐”，所有对现实资本主义缺陷和不满的批判，都可以放到这个抽象的“框”里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现代资本主义维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可以通过批判宣泄和引导民众中累积的负面情绪。
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遵循国际标准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上面说到的重商主义的“筐”，开始具有了新的价值：用来定义和理解中国的崛起，引导民众偏离对中国真实行为、制度设计以及现实政策的准确认识，转而以既定的传播框架，即“中国威胁论”，来构建、引导和发泄对中国的不满。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BBC 的“中国威胁论”“金字塔”，民生需求作为民族主义土壤，教育过程中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和法律制定过程中的“自我松绑”，内政中强有力地领导者出现，军事上的作战准备以及经济上对贸易顺差的需求，无不一一指向西方国家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发展全过程。
然而，中国对此并非“无力回天”。现阶段，我们整体上困守在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试图在这种话语体系中找到夺取话语主导权的出路，结果常常是一方面“自说自话”，另一方面任由西方媒体在其话语体系中遵循其原有的套路，制造、引导、渲染、传播“中国威胁论”。
基于这类教训，我们应该主动淡化“东方主义”话语中的“他者”身份，充分发挥包括国防部、外交部在内的各类官方信息发布平台的积极作用，努力与西方国家话语联通，一方面加紧议程设置，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充分解释和宣传独特的中华文化，用在中国发生的鲜活的事实作为素材，指出基于刻板框架传播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中的硬伤，以及用更加全面和开放的方式，点醒陷入西方媒体话语陷阱的西方民众的迷思。
简要回顾近年来BBC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发现其中引起西方民众对中国负面印象的报道涵盖面很广，包括了军事、内政、经济、民生和少量的法律、教育（多以民生报道的方式体现出来）在内的各个方面。
继续深入分析这几类文章的逻辑，发现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构建的“中国威胁论”呈金字塔型，不同类别的文章分处金字塔的不同层次。其中，不涉及法律和教育内容的民生类文章，例如高房价引发年轻一代的焦虑感等，处在 “金字塔”的最底层；针对教育和法律内容的民生类文章处于倒数第二层；内政类的文章位于倒数第三层；军事类的文章位于倒数第二层；而高居金字塔尖的，是经济类文章。位于“金字塔”的每一层的报道，都是其上一层报道的有力证据，而上一层报道，又是紧邻的下层报道的集中体现，并暗示性地表明了下层报道出现的深层原因。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金字塔”体现的，并非是这些元素在中国社会中的逻辑关系，而是深藏于BBC报道中的，引导西方民众将中国视为“威胁”所暗中使用的逻辑关系：即用来自中国的案例，诱发西方民众本来就存在的负面情绪，并将其指向中国；其运作机理，是心理学上的“移情”，表现则是西方受众将源自自身历史以及社会实践累积的负面情绪，归因于中国，将负面情绪带来的攻击行为，包括心理、话语乃至行动层面的攻击行动，指向中国。
高居塔尖的经济驱动力，则是“中国威胁论”被西方百姓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历史心理学原因。西方民众在媒体的引导下，将西方历史上的重商主义逻辑套用在高速发展的今日中国身上，由此产生了对中国的抵触。
西方历史上的重商主义逻辑，是资本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逻辑的体现。这一逻辑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从公元14世纪开始，欧洲工商业城市逐渐兴起，中央集权制度随之被西欧统治阶级采纳。当时，西欧各国的统治阶级普遍与商业资本家合作，以增加财政税收，同时加强君主权力。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通过“圈地运动”被统治阶级与商业资本家联手剥夺。16、17世纪，随着重商主义的加速扩张，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日益强烈，西欧国家开始通过对外扩张来获取财富，资产阶级的利益都需要由民族国家这一载体来实现。
在理论上，1776年，随着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批判，重商主义逐渐被主张自由经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代，慢慢失去了主流经济理论的地位。西方民众对于“重商主义”及相伴随的对外集权、对外扩张产生了批判性心理。人常常被眼前的忙碌蒙蔽，但历史的记忆总会深埋在人们心中。随着时间的发展，重商主义成为了一个“筐”，所有对现实资本主义缺陷和不满的批判，都可以放到这个抽象的“框”里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现代资本主义维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可以通过批判宣泄和引导民众中累积的负面情绪。
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遵循国际标准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上面说到的重商主义的“筐”，开始具有了新的价值：用来定义和理解中国的崛起，引导民众偏离对中国真实行为、制度设计以及现实政策的准确认识，转而以既定的传播框架，即“中国威胁论”，来构建、引导和发泄对中国的不满。
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BBC 的“中国威胁论”“金字塔”，民生需求作为民族主义土壤，教育过程中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和法律制定过程中的“自我松绑”，内政中强有力地领导者出现，军事上的作战准备以及经济上对贸易顺差的需求，无不一一指向西方国家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发展全过程。
然而，中国对此并非“无力回天”。现阶段，我们整体上困守在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试图在这种话语体系中找到夺取话语主导权的出路，结果常常是一方面“自说自话”，另一方面任由西方媒体在其话语体系中遵循其原有的套路，制造、引导、渲染、传播“中国威胁论”。
基于这类教训，我们应该主动淡化“东方主义”话语中的“他者”身份，充分发挥包括国防部、外交部在内的各类官方信息发布平台的积极作用，努力与西方国家话语联通，一方面加紧议程设置，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充分解释和宣传独特的中华文化，用在中国发生的鲜活的事实作为素材，指出基于刻板框架传播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中的硬伤，以及用更加全面和开放的方式，点醒陷入西方媒体话语陷阱的西方民众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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