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柯,导演,代表作纪录片《二十二》。
“大家不用捐钱,
只要记住她们就够了。”
从《三十三》到《二十二》,
老人们陆续离世,
仍有很多人对她们有误解或偏见,
还有的人甚至不知道那段历史。
她们不是“慰安妇”,
是当年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与她们相处越久,
‘慰安妇’这个词就越远,
她们要比我们想象中
更加坚强、更加乐观。”
为什么拍一部不赚钱的电影?
因为需要有人去做这件事。
为什么跟一个首映日期较劲?
因为想让大家记得这个日子。
青丝已褪,满脸经纬,
他记录的不是故事,
而是用极度克制的镜头,
打开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不煽情不做作。
让观众去评价。
“我辜负了这个题材,
但没有辜负这些老人。”
新青年第14期
邀请纪录片导演
郭柯
讲述纪录片背后的故事
《记住她们,就是记住历史》
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叫郭柯。在2012年的时候,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写的是一个“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和她日本儿子的故事,这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老人就是韦绍兰。在那一年,我用了半年的时间,跟在北京和桂林两个地方,去看望老人四次,跟她相处。
后来,我们拍了一部记录短片叫《三十二》。这部短片在拍完以后,我其实对这两位老人有了新的认识。可能以前,我们对“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都有一个固有的概念,就是苦难、痛苦、仇恨这些词。
但当我拍完这个片子以后,我发现了韦绍兰老人身上的很多态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老人。“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有一次,我们拍完片子走的时候,我给她买了一个电饭锅。我就问:“你这个会不会用啊?”当年她92岁了,她说:“人哪有生下来什么都会的呀?我可以学!”到现在她一直用着这个电饭锅。
这位老人当时这些乐观的态度,打动了我。我在拍完以后,我每一年会去看看她。2014年的春节,春节前去到她家里。我们计划第二天早上去往海南看望另外的老人,我当时给了她500块钱生活费,晚上在她们家里吃完饭。天黑了,我准备去跟老人告个别,她已经回到她自己的房间。我去到她的小屋里面,她就坐在床上笑呵呵地让我过去,坐到她身边,她从她很厚的衣服里面掏了4个红包出来,因为我们是4个人去的。
她说:“拿着这个,过年了,回去给你们妈妈买点糖果吃!”然后,我就把那个红包拆开了,我以为是二十块钱、三十块钱,结果打开红包,每个红包都装了一百。我给她五百,她给我四百。大家可能看过《三十二》的人知道,她其实前几年每三个月领到的低保,才九十块钱。当时我拿到这个红包以后,其实这段记忆,在我心中是特别特别深刻。所以我觉得就应该去拍一部长片,后来就有了这部叫《二十二》的纪录片。
片子把2014年公开身份的这些老人都完整地记录了下来,这个过程中,我也遇到很多支持。但是我们很早就定了片子公映的日期,是在2017年的8月14号。因为,8月14号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时,我们没有太多的商业考量,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片子让大家能知道,8月14号这一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当时我只是想,因为我跟老人相处了那么久,然后我看到的老人,她们是非常平静的。如果用一段我们过去的历史画面跟老人组合在一起,它也许会让大家迅速地进入那段历史。但是我回想过来,如果这个片子这样做,我能不能给她们的家人看,我相信她们的家人看了,心里至少是会不舒服的。更不能给老人看,所以我就不愿意去这样做。
还有湖北的毛银梅老人,看过片子的人都知道她是韩国老人,片子里唱《阿里郎》的那位。“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呦”我们跟她的接触也非常多,然后我们拍完片子以后,2015年去看望她的时候,她就把我们的合影摆在了床头。七月份点映的时候,带着她的女儿黄阿姨,去到武汉看了这个片子,看了以后黄阿姨非常高兴。
其实,我那个时候的感受,我觉得“还好”“还好”,我们把她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比较美好的一段给记录了下来。我心想,我们也没有把她们曾经的这些苦难挖掘出来,然后她的家人也能接受,我觉得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也就足够了。所以在这个片子里面,没有音乐,也不需要解说词,其他的东西都不用,就是简单地记录。所以《二十二》,我觉得希望给大家带去一些正面的能量。
该忘却的是不堪的回忆;
不该遗忘的是沉重的历史。
赶在所有名字消失之前,
你看见了吗?
记录她们,
也是记录我们自己。
新青年,
不动声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