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民警薛磊：用爱让“艾”到此为止

强戒人员与民警共同写对联庆新春。图中为薛磊。

　　新华网北京4月29日电（汪亚）上班不让带手机，电脑基本是内网，工作环境布满摄像头，经常需要值夜班，每天陪艾滋病人的时间超过家人，这样的岗位，有多少人愿意从事？

　　今年36岁的薛磊保持上述工作状态已经有半年多了。2002年，他从北京市第三人民警察学校毕业，来到北京监管场所工作，一干就是16年。

　　16年来，薛磊一直在和强戒人员打交道，只是半年前，他接触的群体比此前多了一个标签——艾滋病患者。

　　用爱让“艾”到此为止

　　北京市利康教育矫治所是全国监管场所第一家艾滋病集中治疗区，也是目前北京市最大的艾滋病人员集中治疗区域之一，这里承担着北京市教育矫治局各场所艾滋病所管人员的集中管理职能。

薛磊和同事展示利康教育矫治所“爱之家”口号。

　　薛磊刚来时就发现了一个细节：所有民警在和艾滋病所管人员接触时，全都不戴手套和口罩。

　　“很多艾滋病人员心理非常敏感，尤其介意外人对他们的态度。不戴手套口罩，其实是想跟他们从心理上拉近距离。”薛磊告诉记者，“如果你看到哪位民警戴口罩了，那一定是感冒了，强戒人员看到也会问候一声。”

　　除了心理敏感，很多强戒人员会有放弃自我、“破罐子破摔”的态度，这也是民警与之打交道时比较棘手的问题。

　　薛磊来利康前做了些“功课”，了解每位强戒人员的基本信息后，一名叫李明（化名）的强戒人员引起了他的注意。

　　2015年，李明曾因某些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收容，期间表现积极，曾担任过班上的积极力量，然而释放后却在社会上接触毒品。因为注射毒品，在2016年感染了HIV，被抓后不久就送来了强戒所，情绪极度不稳定，在强戒所经常违纪，与民警和其他强戒人员发生冲突，打架、骂人、拒绝药物治疗、不服从管理，让强戒所的民警很是头疼。

　　薛磊来利康报道的第一天，李明就成了他重点“公关”的对象。因为自己也是少数民族，所以在同李明沟通过程中，薛磊会聊些家乡的话题，也会用少数民族语言与他交流。

　　“HIV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逃避和放弃，明明还可以继续生活为什么要放弃自己？”薛磊的一句话点醒了李明，慢慢的，李明开始主动找薛磊倾诉。

　　让“艾”到此为止，这是利康所有民警的工作目标，也是强戒人员的庄严承诺。在薛磊眼里，这里的强戒人员不是“妖魔鬼怪”、“洪水猛兽”，而是一群踏上歧途需要他帮助的人。幽默待人、严肃工作，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交织在薛磊身上，让他成为强戒人员和工作民警心中最值得信赖的队长。

　　以爱共筑友善桥梁

强戒人员在进行小品表演。

　　5点半起床，10分钟后进入同道（生活区）,安排强戒人员有序洗漱，7点开始吃早餐，半小时后出操，练习八段锦、康体操、打太极。8点向接班民警汇报值班情况，对强戒人员队列训练，进行速度、力量、反应方面的练习，下午组织心理、法律等相关知识的课程，还会做些手工劳动，不知不觉一天也就接近了尾声。

　　这就是薛磊以及强戒所民警每天的工作内容，高墙内的日子在外人看来神秘莫测，对他们而言，却再寻常不过。

　　不能用手机、不能上外网，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看似单调无味，然而，薛磊却带着自己的工作伙伴给予了强戒人员有限自由内的最大空间。

　　在强戒所的民警看来，疾病的困扰、毒品的影响，以及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弯路，让艾滋病人员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问题，交往技能缺乏、自我管控差，如何让他们坚定生活的信心和重塑健康的心灵，成为民警们关注的重点。

　　除了开展正念减压、积极习惯养成、正能量激发等活动，引导艾滋病人员进行心理调适，培养良好习惯，逐步提高心理承受能力，薛磊还跟所里民警组织了文艺表演、歌唱比赛、创办属于强戒人员自己的报纸。

　　“接触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只要你用心了，他们就会跟你交心。”薛磊说，高墙里不是冰冷的，是有温度的，在这里也有很多感人的瞬间。

　　2018年年初，有位强戒人员身体不适，突然流血，班长发现情况后立刻向当天的值班民警小马报告，小马一听急坏了，立刻就冲上前去，却被其他强戒人员拦住不让凑近。“当时他们自己抱起伤者，跟我们民警说，他们能送去医疗室，叫我们别过来。虽然我们相处时，民警并不会刻意回避接触，但是他们心里始终会有‘队长没病，我们有病’的意识，毕竟流血了，他们害怕我们会被传染。”

　　就是这个抱起、拦住的举动，让薛磊感到很暖心、觉得平时里的付出没有白费，“这说明我们的教育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尤其是性格和情绪方面，他们也逐渐放下了冷漠，将你的安全放在心上。”小马下意识不顾安危冲上前的举动更让薛磊敬佩、感动，“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你用心了，别人也会用心。”

　　同道内外的和谐气氛让薛磊对自己的工作更有信心更有干劲了，他希望，除了强戒所的教育矫治，家庭和社会也能多些对强戒人员的关爱，共同努力帮助他们远离毒品，重新生活。毕竟重归社会、正常生活是艾滋病人员的最终归宿，也是教育矫治工作的终极目标。唯有亲人的接纳和社会的关爱，艾滋病人员才能够真正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