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10年没有枪声 这是属于人与天地的默契
可可西里无枪声
图为可可西里附近的高原雪山。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图为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里的藏羚羊宝宝。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图为巡山队员洛松巴德在救助藏羚羊宝宝。（资料图片）
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是世界第三极上的旷野，这里的含氧量不足内地的一半，这里被称为生命的禁区。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青色的山梁”。在这片高峻、寒冷的土地上，藏羚羊是跃动在大地上的精灵。然而，在盗猎者、淘金者的贪婪捕杀和盗采之下，可爱的藏羚羊曾经面临种群灭亡的危机，这片土地一度满目疮痍，生态受到极大的破坏。
20多年前，一群普通的年轻人，走进了空旷的可可西里。从杰桑·索南达杰到嘎玛才旦，这些年轻人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可可西里。这些可可西里守护者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捍卫着可可西里的安宁，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和灵魂，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荒原上的“冰雕”
沿着青藏公路开车可知天地之大。
9月28日，我们启程前往三江源国家公园之行的最后一站——可可西里。翻越遮天蔽日的昆仑山，越野车在山的阴影里蜿蜒攀升，直到某一刻，山脉停步在地平线上，天地顿时开阔：金黄的草原绵延万里，万千湖泊点缀其间，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在湖边驻足饮水。
这就是著名的可可西里。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入口，矗立着一尊铜像，边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经幡和哈达。路过的藏族同胞纷纷停车致敬。
我问司机：“这是谁？”
司机回答：“英雄。”
英雄名为杰桑·索南达杰，1994年1月，牺牲于可可西里的隆冬。
1992年7月，时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组织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治多县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在任内，索南达杰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成功抓获8伙非法持枪盗猎集团。
1994年元月，索南达杰率领4名工作人员在可可西里太阳湖附近抓获了20个偷猎者。因为偷猎者中有两个伤病员，索南达杰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派2个工作人员押送他们连夜赶往几百公里外的格尔木治疗，自己和另一个工作人员则押送剩下的偷猎者和缴获的车队，索南达杰自己留在最后一辆车上压阵。
偷猎团伙看到执法者人少就乘机反扑，将第一辆上带路的工作人员击昏并抢夺了武器，然后把中间的车排成弧型，用猎杀藏羚羊的方法杀害了索南达杰。
索南达杰的牺牲是这样悲壮——这是一场他孤身一人面对11个盗猎者的战役。一名盗猎者打开吉普车的车灯，负责定位索南达杰。车灯打开的刹那，索南达杰向吉普车开了一枪。随后车灯熄灭，11支枪对着索南达杰的方向开火。
枪声停歇后，盗猎者不知索南达杰的死活，不敢走近查看，各自逃命。
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他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在他身边，是截获的两卡车2000余张藏羚羊皮。
两天后，当他的助手、双手冻僵的勒炎祖循着记忆中的路线回来找他时，索南达杰已经在滴水成冰的高原上被冻成了冰雕。
在寺庙里，索南达杰的遗体覆盖着党旗，武警战士为他守灵。他走后，遗体被政府恭送至寺院，以酥油火葬，这是只有高僧大德才能享有的仪式。
杰桑·索南达杰成为可可西里一座无可替代的丰碑。英雄已逝，而这片苍茫大地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卡了壳的冷枪
十年前，可可西里一度曾是不为人知的“战场”。
在与危险和死亡擦肩的无人区，在一次次与生存极限的挑战中，在一次次与盗猎者的斗争中，巡山队员们一起爬冰卧雪，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历练。
经历了藏羚羊盗猎高峰期的可可西里第一代保卫者，都有说不完的反盗猎经历，让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嘎玛才旦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6天6夜的追捕。“当时是6月份，到了藏羚羊去卓乃湖的产羔期，我们接到线索说一群盗猎者要从花土沟绕道进入可可西里，有枪有刀有黑社会背景。”接到线索后，嘎玛才旦带队驾驶3辆车，往卓乃湖方向进发。“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走哪条线路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找。”在无人区兜兜转转了6天6夜，没找到一丝踪迹，终于在第六天晚上狭路相逢。
“我清楚地记得，远远看见3盏车灯，宛如大漠深处的‘幽灵’一般。”嘎玛才旦说，队友们立刻端枪上膛，只等会车时，一对一地去堵住对方的车。
想起制服他们的过程，嘎玛才旦至今仍觉后怕。“对方可能以为我们是‘同行’，快会车时也没有提防。直到逼迫对方停车，才出现战斗。”鸣枪警示后，队员们打瘪了对方的车胎和后视窗，然后冲上去。一片黑暗中，大家只能借着车灯行动，一阵枪声、嘶吼声过后，8名盗猎者中的6人被拿下，另外2人趁乱逃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回去清理现场，发现路边地上扔着一把上了膛卡了壳的半自动步枪，才知道，头晚溜走的2人，趁着夜黑朝我们放冷枪，结果枪卡了壳，他们才跑了。我们真是运气好。”每每想起这次历险，嘎玛才旦总会习惯性地搓搓手掌，感叹是可可西里的生灵护佑着巡护队员们。
“保护区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武器装备十分有限。但是，每次出发的时候，每个队员腰间的枪套都是鼓鼓的。其实那就是塞满了石头的空枪套。每次遇到盗猎分子的时候，我们的队员就靠拍这个枪套来镇住对方。”巡山队员赵新录说。
当然，有时候这一招也不灵。有一次，赵新录和队友们发现了一个9人的盗猎团伙，他们每人都有一把小口径步枪，但巡山队员们5个人只有一把枪。面对这样的情况，空枪套不起作用了。“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人因为缺氧反应速度会变慢，所以我们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先将团伙头目控制住，然后喝令其余的人缴械投降。等把枪缴过来一看，我们才感到后怕，他们的枪子弹都上了膛，如果我们稍有疏忽，后果就不堪设想。”
挖旱獭的笨熊
才仁桑周今年43岁了，作为一名在可可西里沱沱河工作站守护了12年的老森林公安兼巡山队员，去年他正式退休了。
2016年的一天，才仁桑周在保护站里忽然晕倒，在站里昏睡了20天，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经没力气爬起来了。“说实话，还是愿意留在站上，毕竟12年，有感情了。”才仁桑周叹了口气，“但是身体确实不允许了。”20年过去了，可可西里高原大风依旧，然而景象已然不同。
从空中看去，伴随着青藏铁路驶过的列车的鸣笛声，成群结对的藏野驴在广袤的荒原上奔驰，“高原精灵”藏羚羊四处可见，胆大的甚至敢到青藏公路路边探险。高空中，红隼在自由地翱翔。远处，健硕的藏野牛在杀气腾腾地寻找下一个可以挑战的对手。
如今的可可西里，已不复当年荒原，四处可见生机。
关于救助藏羚羊，赵新录对一件往事记忆犹新：“我和队友虎子去卓乃湖临时保护站值班。正是藏羚羊产羔的季节，我们俩先后救助了7只失去妈妈的小藏羚羊。它们没有奶吃，我们就把我们的干粮给它们吃，这样，我们的食物很快就不够了。那时候，我们每天也就吃点挂面、方便面、饼子。为了节省食物，我和虎子每天每人只吃两袋方便面。但是加上7只嗷嗷待哺的小羊，我们的食物最终还是吃完了。”
晚上，赵新录听见虎子做梦在骂自己，就推醒了他，问他是怎么回事，虎子揉着眼睛不好意思地说：“我梦见你把一块饼子送给了别人，我正跟你吵架呢！”“我听完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说明虎子还饿着哪。”赵新录说。
“现在光可可西里地区的藏羚羊种群就由20年前不足万只发展到6万多只，”才仁桑周自豪地说，“算上西藏和新疆那边的数目会更多。能看到可可西里在我们的呵护下慢慢变好，这辈子都值了。”
在巡山过程中，才仁桑周经常会看到一些动物有意思的举动。“有次我看到一只大棕熊像人一样蹲在那儿。他找到一个旱獭洞，在那儿挖旱獭吃。”才仁桑周说，那只熊爪子很大，三下五除二就挖出一只又肥又大的旱獭。挖出来之后，它也不吃，把那旱獭往自己胳膊底下一夹，然后接着挖第二只。可笑的是，它挖出第二只以后，还往胳膊底下夹，结果这边还没夹上，那边胳膊一松，原来的那只就跑了。熊也不在意，就这样总共挖了8只，挖一只跑一只。最后那只最倒霉，因为它后面没有别的旱獭了，这个倒霉蛋就被笨熊夹在胳膊底下抓走了。“原来说狗熊掰棒子我还不信，现在看来老人们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啊。”才仁桑周笑着说。
这就是现在的可可西里，宁静安详中带有一丝诙谐，这是属于人与天地的默契。
这里已经10年无枪声了。（记者 杨俊峰）
图为可可西里附近的高原雪山。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图为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里的藏羚羊宝宝。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图为巡山队员洛松巴德在救助藏羚羊宝宝。（资料图片）
可可西里，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600米以上，是世界第三极上的旷野，这里的含氧量不足内地的一半，这里被称为生命的禁区。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青色的山梁”。在这片高峻、寒冷的土地上，藏羚羊是跃动在大地上的精灵。然而，在盗猎者、淘金者的贪婪捕杀和盗采之下，可爱的藏羚羊曾经面临种群灭亡的危机，这片土地一度满目疮痍，生态受到极大的破坏。
20多年前，一群普通的年轻人，走进了空旷的可可西里。从杰桑·索南达杰到嘎玛才旦，这些年轻人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可可西里。这些可可西里守护者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捍卫着可可西里的安宁，用自己高贵的生命和灵魂，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荒原上的“冰雕”
沿着青藏公路开车可知天地之大。
9月28日，我们启程前往三江源国家公园之行的最后一站——可可西里。翻越遮天蔽日的昆仑山，越野车在山的阴影里蜿蜒攀升，直到某一刻，山脉停步在地平线上，天地顿时开阔：金黄的草原绵延万里，万千湖泊点缀其间，成群结队的野生动物在湖边驻足饮水。
这就是著名的可可西里。
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入口，矗立着一尊铜像，边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经幡和哈达。路过的藏族同胞纷纷停车致敬。
我问司机：“这是谁？”
司机回答：“英雄。”
英雄名为杰桑·索南达杰，1994年1月，牺牲于可可西里的隆冬。
1992年7月，时任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组织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治多县西部工委，别称野牦牛队，并兼任西部工委书记，在任内，索南达杰曾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亲自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态保育工作，成功抓获8伙非法持枪盗猎集团。
1994年元月，索南达杰率领4名工作人员在可可西里太阳湖附近抓获了20个偷猎者。因为偷猎者中有两个伤病员，索南达杰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派2个工作人员押送他们连夜赶往几百公里外的格尔木治疗，自己和另一个工作人员则押送剩下的偷猎者和缴获的车队，索南达杰自己留在最后一辆车上压阵。
偷猎团伙看到执法者人少就乘机反扑，将第一辆上带路的工作人员击昏并抢夺了武器，然后把中间的车排成弧型，用猎杀藏羚羊的方法杀害了索南达杰。
索南达杰的牺牲是这样悲壮——这是一场他孤身一人面对11个盗猎者的战役。一名盗猎者打开吉普车的车灯，负责定位索南达杰。车灯打开的刹那，索南达杰向吉普车开了一枪。随后车灯熄灭，11支枪对着索南达杰的方向开火。
枪声停歇后，盗猎者不知索南达杰的死活，不敢走近查看，各自逃命。
一颗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他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在他身边，是截获的两卡车2000余张藏羚羊皮。
两天后，当他的助手、双手冻僵的勒炎祖循着记忆中的路线回来找他时，索南达杰已经在滴水成冰的高原上被冻成了冰雕。
在寺庙里，索南达杰的遗体覆盖着党旗，武警战士为他守灵。他走后，遗体被政府恭送至寺院，以酥油火葬，这是只有高僧大德才能享有的仪式。
杰桑·索南达杰成为可可西里一座无可替代的丰碑。英雄已逝，而这片苍茫大地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卡了壳的冷枪
十年前，可可西里一度曾是不为人知的“战场”。
在与危险和死亡擦肩的无人区，在一次次与生存极限的挑战中，在一次次与盗猎者的斗争中，巡山队员们一起爬冰卧雪，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历练。
经历了藏羚羊盗猎高峰期的可可西里第一代保卫者，都有说不完的反盗猎经历，让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嘎玛才旦记忆最深刻的是一次6天6夜的追捕。“当时是6月份，到了藏羚羊去卓乃湖的产羔期，我们接到线索说一群盗猎者要从花土沟绕道进入可可西里，有枪有刀有黑社会背景。”接到线索后，嘎玛才旦带队驾驶3辆车，往卓乃湖方向进发。“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走哪条线路都不清楚，只能边走边找。”在无人区兜兜转转了6天6夜，没找到一丝踪迹，终于在第六天晚上狭路相逢。
“我清楚地记得，远远看见3盏车灯，宛如大漠深处的‘幽灵’一般。”嘎玛才旦说，队友们立刻端枪上膛，只等会车时，一对一地去堵住对方的车。
想起制服他们的过程，嘎玛才旦至今仍觉后怕。“对方可能以为我们是‘同行’，快会车时也没有提防。直到逼迫对方停车，才出现战斗。”鸣枪警示后，队员们打瘪了对方的车胎和后视窗，然后冲上去。一片黑暗中，大家只能借着车灯行动，一阵枪声、嘶吼声过后，8名盗猎者中的6人被拿下，另外2人趁乱逃走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回去清理现场，发现路边地上扔着一把上了膛卡了壳的半自动步枪，才知道，头晚溜走的2人，趁着夜黑朝我们放冷枪，结果枪卡了壳，他们才跑了。我们真是运气好。”每每想起这次历险，嘎玛才旦总会习惯性地搓搓手掌，感叹是可可西里的生灵护佑着巡护队员们。
“保护区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武器装备十分有限。但是，每次出发的时候，每个队员腰间的枪套都是鼓鼓的。其实那就是塞满了石头的空枪套。每次遇到盗猎分子的时候，我们的队员就靠拍这个枪套来镇住对方。”巡山队员赵新录说。
当然，有时候这一招也不灵。有一次，赵新录和队友们发现了一个9人的盗猎团伙，他们每人都有一把小口径步枪，但巡山队员们5个人只有一把枪。面对这样的情况，空枪套不起作用了。“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人因为缺氧反应速度会变慢，所以我们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先将团伙头目控制住，然后喝令其余的人缴械投降。等把枪缴过来一看，我们才感到后怕，他们的枪子弹都上了膛，如果我们稍有疏忽，后果就不堪设想。”
挖旱獭的笨熊
才仁桑周今年43岁了，作为一名在可可西里沱沱河工作站守护了12年的老森林公安兼巡山队员，去年他正式退休了。
2016年的一天，才仁桑周在保护站里忽然晕倒，在站里昏睡了20天，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已经没力气爬起来了。“说实话，还是愿意留在站上，毕竟12年，有感情了。”才仁桑周叹了口气，“但是身体确实不允许了。”20年过去了，可可西里高原大风依旧，然而景象已然不同。
从空中看去，伴随着青藏铁路驶过的列车的鸣笛声，成群结对的藏野驴在广袤的荒原上奔驰，“高原精灵”藏羚羊四处可见，胆大的甚至敢到青藏公路路边探险。高空中，红隼在自由地翱翔。远处，健硕的藏野牛在杀气腾腾地寻找下一个可以挑战的对手。
如今的可可西里，已不复当年荒原，四处可见生机。
关于救助藏羚羊，赵新录对一件往事记忆犹新：“我和队友虎子去卓乃湖临时保护站值班。正是藏羚羊产羔的季节，我们俩先后救助了7只失去妈妈的小藏羚羊。它们没有奶吃，我们就把我们的干粮给它们吃，这样，我们的食物很快就不够了。那时候，我们每天也就吃点挂面、方便面、饼子。为了节省食物，我和虎子每天每人只吃两袋方便面。但是加上7只嗷嗷待哺的小羊，我们的食物最终还是吃完了。”
晚上，赵新录听见虎子做梦在骂自己，就推醒了他，问他是怎么回事，虎子揉着眼睛不好意思地说：“我梦见你把一块饼子送给了别人，我正跟你吵架呢！”“我听完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说明虎子还饿着哪。”赵新录说。
“现在光可可西里地区的藏羚羊种群就由20年前不足万只发展到6万多只，”才仁桑周自豪地说，“算上西藏和新疆那边的数目会更多。能看到可可西里在我们的呵护下慢慢变好，这辈子都值了。”
在巡山过程中，才仁桑周经常会看到一些动物有意思的举动。“有次我看到一只大棕熊像人一样蹲在那儿。他找到一个旱獭洞，在那儿挖旱獭吃。”才仁桑周说，那只熊爪子很大，三下五除二就挖出一只又肥又大的旱獭。挖出来之后，它也不吃，把那旱獭往自己胳膊底下一夹，然后接着挖第二只。可笑的是，它挖出第二只以后，还往胳膊底下夹，结果这边还没夹上，那边胳膊一松，原来的那只就跑了。熊也不在意，就这样总共挖了8只，挖一只跑一只。最后那只最倒霉，因为它后面没有别的旱獭了，这个倒霉蛋就被笨熊夹在胳膊底下抓走了。“原来说狗熊掰棒子我还不信，现在看来老人们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啊。”才仁桑周笑着说。
这就是现在的可可西里，宁静安详中带有一丝诙谐，这是属于人与天地的默契。
这里已经10年无枪声了。（记者 杨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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