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奇迹——改革开放40年变迁系列述评生态篇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题：绿色的奇迹——改革开放40年变迁系列述评生态篇
新华社记者董峻、高敬
这40年，中国绿色版图不断扩大——从12%到21.66%，森林覆盖率几乎翻了一番。
这40年，绿色发展理念根植人心——从“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共识。
时光如梭。
40年间，多少波澜壮阔的治山治水、治沙治污的动人故事，多少可歌可泣的追寻绿色、梦圆绿色的英模人物，感天动地，催人奋进。
一曲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时代之歌，正在澎湃奏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促进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到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创新
山西省右玉县，地处晋蒙交界、毛乌素沙地边缘，曾经常年风沙肆虐、贫瘠多灾。
拼版照片：上图为治理前，山西朔州市右玉县的荒凉沙地（资料照片）；下图为右玉县小南山森林公园（新华社记者曹阳8月7日摄）。右玉县林木绿化率从1976年的12.66%增至2017年的54%，在黄土高原上树起一道绿色丰碑。新华社发
老城西北，一条叫“黄沙洼”的流动沙丘，一度淹没了十多米高的城墙。
“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右玉人在风沙中呐喊。
1978年，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开始建设，右玉的植树造林迎来大跨越——由过去的不到40万亩，几年工夫就猛增到120余万亩，成为全省人工造林最多的县。
改革开放激活了人们治沙的创造力。通过个人承包等新机制，右玉的小流域治理有了新活力。1983年，3900户农民承包了1987条小流域，通过种植经济林实现了生态和经济“双丰收”。
沙魔不再是右玉人的梦魇。全县林木绿化率从1976年的12.66%增至2017年的54%，在黄土高原上树起一道绿色丰碑。
把右玉的缩影放到整个东北、华北和西北，可以看到，40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014.3万公顷——折算成5公里宽的防护林带，能绕地球赤道一圈半！
被称为“绿色长城”的三北工程，是我国实施的第一个重大生态建设项目，涌现出王有德、石光银、殷玉珍等闪耀着璀璨光辉的绿化模范。
那一年，也是中国环保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1978年宪法首次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奠定了环保事业的发展基础。
缺林少绿，是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生态问题。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3月12日设为植树节。从此至今，中国持续开展了一场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
40年间，中国经济列车高速飞奔、城镇不断扩张，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粗放的发展方式带来沉重的环境代价——生态环境逐步恶化、自然资源趋于枯竭。
许多无锡人至今忘不了2007年那个夏天。碧波荡漾的太湖水暴发蓝藻，自来水受污染，矿泉水被抢购一空。
生态警钟敲响——
中国经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资源环境压力并未缓解。垃圾围城、酸雨频频、“十面霾伏”……
人与自然，该怎样相处？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系统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难题。
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作出全面阐述——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年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之源。
党的十九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标志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体化新进程。
“环保法终于长出了牙齿”——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制度不断创新
丽阳坑，一条流经浙江丽水市城区的小河。过去这里污水直排入河，臭气熏天，两岸居民20多年没开过窗户，有的人家甚至把临河的窗户用砖头堵死。
均溪河和文江河，福建省大田县的两条“垃圾河”。由于不同的污染，当地人把其中一条叫“黄河”、另一条叫“黑河”。
彻底的改变来自2017年。当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发出“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的号令。
在浙江省湖州市东林镇保健村的河道上，河长及工作人员乘船巡河（2018年7月10日无人机拍摄）。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份全面建立河长制。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以流域视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治理，河长制正在为中国的水污染治理注入新的活力。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份全面建立河长制。
丽阳坑，由河长牵头进行的综合整治使昔日“臭水沟”的水质从劣五类提高到四类。而大田县的“黄河”和“黑河”，水质从劣五类转为二类，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河长制发源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实践经验来源于基层、凝聚成全党全国意志，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变革的实践源泉。
40年间，从改革开放之初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进入21世纪又把节约资源确立为基本国策，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中国构建起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忆起往事，原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曲格平感慨地说，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出台，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晚，但经常“执法不严”。
这种局面在2014年修订环保法时有了改变——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拥有了更多更硬的执法手段，被人们赞到“环保法终于长出了牙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土壤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税法等相继出台，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作出相应修改，长期以来“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局面得到改变。
在广西南宁市一处建设工地，工作人员在查看安装在工地的扬尘在线监测系统有关数据（5月25日摄）。近年来，广西南宁市充分利用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建立扬尘治理视频综合管理系统，全力呵护“南宁蓝”。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等相继出台，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两年多来，中央环保督察掀起的“绿色风暴”席卷全国，被称为中国环境监管模式的一次变革。今年，环保督察又给一些地方杀了“回马枪”，开展督察回头看。
这一创新性的制度，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从“查企”到“督政”的转变，给地方官员戴上了环保“紧箍”，力求打破“唯GDP论”的惯性。
从“砍树”到护绿，从“能源革命”到绿色发展——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川省攀枝花市金沙江、雅砻江交汇处的三堆子，江边人工种植的剑麻郁郁葱葱。
这里是全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发源地。20年前，荒山秃岭和满江漂木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1998年夏，长江发生全流域大洪水。究其原因，既有气候异常导致的“天灾”，也有因上游生态恶化加剧水土流失的“人祸”。
在东北，森林锐减、生态恶化的危机同样显现——与开发初期相比，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林缘向北退缩了140多公里，湿地面积减少一半以上。
不能再竭泽而渔了！
这张拼版图片是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前后的四川攀枝花市三堆子人工造林区（上图摄于1998年，下图摄于2008年）。这里是全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发源地。新华社发
那年秋天，天然林保护工程开始实施，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在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大幅度调减木材产量。
从此，攀枝花封江禁止漂木，“雅江赶漂人”成了“长江造林人”。东北林区也逐渐减少伐木数量、直至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林场工人从伐木工转型为护林员。
种树、护林，并不是中国展开的生态修复工程全貌。把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坡耕地停下来因地制宜地造林种草、恢复植被，是中国又一项大规模生态治理行动。
1999年起，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率先启动退耕还林工程试点。3年后，这项工程全面启动，涉及全国25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程区的农民祖祖辈辈垦荒种粮的耕作习惯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退下来田、还以林草，带来的不仅是绿水青山，更是金山银山。
汽车行驶在陕西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新建村的道路上（8月1日无人机拍摄）。陕西省开展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全面治理荒沙行动，极大改善了毛乌素的生态环境，也使沙漠南缘的陕西省榆林市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从2000年“半黄半绿”到2010年“一片碧绿”，再到2015年“整片深绿”，这是从卫星遥感植被覆盖度图像中看到的陕北延安新貌。随着绿色的增加，苹果、花椒、红枣、板栗、核桃等经济林，也富了退耕群众的“口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变化，环境治理由此驶入快车道，生态环境保护的面貌焕然一新，是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最大、成效最好的时期。
一场更绿色环保的变革，正在改变着中国经济的产业和能源结构。
山西大同市云州区杜庄乡土井村。在村西头的山坡上，17万块太阳能光伏板拼成的熊猫宝宝俏皮可爱，吸引了网民关注和称赞。
人们为熊猫造型叫好，也为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气魄叫好——大同是优质煤产地，却来了一场以煤为对象的“能源革命”。
在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增长的同时，大同市煤炭产能不断压缩，城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这是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姜各庄镇海边养殖区内的风电场（11月10日无人机拍摄）。如今，中国清洁能源占比迅速提高、产业规模世界第一。新华社记者杨世尧 摄
从2013年开始，中国相继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打响防治污染攻坚战——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散煤治理、提高燃油品质、减少化肥农药、发展清洁能源……
如今，中国是全世界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清洁能源占比迅速提高、产业规模世界第一，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量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50%以上。
“中国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之光。”西方最早提出“绿色GDP”的学者之一、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说。
一曲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合唱，正在神州大地激荡回响！
拼版照片：上图为治理前，山西朔州市右玉县的荒凉沙地（资料照片）；下图为右玉县小南山森林公园（新华社记者曹阳8月7日摄）。右玉县林木绿化率从1976年的12.66%增至2017年的54%，在黄土高原上树起一道绿色丰碑。新华社发
老城西北，一条叫“黄沙洼”的流动沙丘，一度淹没了十多米高的城墙。
“要想风沙住，就得多栽树！”右玉人在风沙中呐喊。
1978年，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开始建设，右玉的植树造林迎来大跨越——由过去的不到40万亩，几年工夫就猛增到120余万亩，成为全省人工造林最多的县。
改革开放激活了人们治沙的创造力。通过个人承包等新机制，右玉的小流域治理有了新活力。1983年，3900户农民承包了1987条小流域，通过种植经济林实现了生态和经济“双丰收”。
沙魔不再是右玉人的梦魇。全县林木绿化率从1976年的12.66%增至2017年的54%，在黄土高原上树起一道绿色丰碑。
把右玉的缩影放到整个东北、华北和西北，可以看到，40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014.3万公顷——折算成5公里宽的防护林带，能绕地球赤道一圈半！
被称为“绿色长城”的三北工程，是我国实施的第一个重大生态建设项目，涌现出王有德、石光银、殷玉珍等闪耀着璀璨光辉的绿化模范。
那一年，也是中国环保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1978年宪法首次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奠定了环保事业的发展基础。
缺林少绿，是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生态问题。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将每年3月12日设为植树节。从此至今，中国持续开展了一场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土绿化行动。
40年间，中国经济列车高速飞奔、城镇不断扩张，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粗放的发展方式带来沉重的环境代价——生态环境逐步恶化、自然资源趋于枯竭。
许多无锡人至今忘不了2007年那个夏天。碧波荡漾的太湖水暴发蓝藻，自来水受污染，矿泉水被抢购一空。
生态警钟敲响——
中国经济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资源环境压力并未缓解。垃圾围城、酸雨频频、“十面霾伏”……
人与自然，该怎样相处？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系统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难题。
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提问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作出全面阐述——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年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之源。
党的十九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标志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体化新进程。
“环保法终于长出了牙齿”——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制度不断创新
丽阳坑，一条流经浙江丽水市城区的小河。过去这里污水直排入河，臭气熏天，两岸居民20多年没开过窗户，有的人家甚至把临河的窗户用砖头堵死。
均溪河和文江河，福建省大田县的两条“垃圾河”。由于不同的污染，当地人把其中一条叫“黄河”、另一条叫“黑河”。
彻底的改变来自2017年。当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发出“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的号令。
在浙江省湖州市东林镇保健村的河道上，河长及工作人员乘船巡河（2018年7月10日无人机拍摄）。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份全面建立河长制。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以流域视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治理，河长制正在为中国的水污染治理注入新的活力。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31个省份全面建立河长制。
丽阳坑，由河长牵头进行的综合整治使昔日“臭水沟”的水质从劣五类提高到四类。而大田县的“黄河”和“黑河”，水质从劣五类转为二类，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河长制发源于“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实践经验来源于基层、凝聚成全党全国意志，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变革的实践源泉。
40年间，从改革开放之初把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进入21世纪又把节约资源确立为基本国策，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中国构建起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忆起往事，原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曲格平感慨地说，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出台，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并不晚，但经常“执法不严”。
这种局面在2014年修订环保法时有了改变——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拥有了更多更硬的执法手段，被人们赞到“环保法终于长出了牙齿”。
党的十八大以来，土壤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税法等相继出台，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作出相应修改，长期以来“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局面得到改变。
在广西南宁市一处建设工地，工作人员在查看安装在工地的扬尘在线监测系统有关数据（5月25日摄）。近年来，广西南宁市充分利用智慧城市建设成果，建立扬尘治理视频综合管理系统，全力呵护“南宁蓝”。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等相继出台，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两年多来，中央环保督察掀起的“绿色风暴”席卷全国，被称为中国环境监管模式的一次变革。今年，环保督察又给一些地方杀了“回马枪”，开展督察回头看。
这一创新性的制度，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从“查企”到“督政”的转变，给地方官员戴上了环保“紧箍”，力求打破“唯GDP论”的惯性。
从“砍树”到护绿，从“能源革命”到绿色发展——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川省攀枝花市金沙江、雅砻江交汇处的三堆子，江边人工种植的剑麻郁郁葱葱。
这里是全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发源地。20年前，荒山秃岭和满江漂木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1998年夏，长江发生全流域大洪水。究其原因，既有气候异常导致的“天灾”，也有因上游生态恶化加剧水土流失的“人祸”。
在东北，森林锐减、生态恶化的危机同样显现——与开发初期相比，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林缘向北退缩了140多公里，湿地面积减少一半以上。
不能再竭泽而渔了！
这张拼版图片是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前后的四川攀枝花市三堆子人工造林区（上图摄于1998年，下图摄于2008年）。这里是全国天然林保护工程发源地。新华社发
那年秋天，天然林保护工程开始实施，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在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大幅度调减木材产量。
从此，攀枝花封江禁止漂木，“雅江赶漂人”成了“长江造林人”。东北林区也逐渐减少伐木数量、直至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林场工人从伐木工转型为护林员。
种树、护林，并不是中国展开的生态修复工程全貌。把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低而不稳的坡耕地停下来因地制宜地造林种草、恢复植被，是中国又一项大规模生态治理行动。
1999年起，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率先启动退耕还林工程试点。3年后，这项工程全面启动，涉及全国25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程区的农民祖祖辈辈垦荒种粮的耕作习惯实现了历史性转变。
退下来田、还以林草，带来的不仅是绿水青山，更是金山银山。
汽车行驶在陕西榆林市靖边县东坑镇新建村的道路上（8月1日无人机拍摄）。陕西省开展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全面治理荒沙行动，极大改善了毛乌素的生态环境，也使沙漠南缘的陕西省榆林市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从2000年“半黄半绿”到2010年“一片碧绿”，再到2015年“整片深绿”，这是从卫星遥感植被覆盖度图像中看到的陕北延安新貌。随着绿色的增加，苹果、花椒、红枣、板栗、核桃等经济林，也富了退耕群众的“口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发生了历史性、全局性变化，环境治理由此驶入快车道，生态环境保护的面貌焕然一新，是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最大、成效最好的时期。
一场更绿色环保的变革，正在改变着中国经济的产业和能源结构。
山西大同市云州区杜庄乡土井村。在村西头的山坡上，17万块太阳能光伏板拼成的熊猫宝宝俏皮可爱，吸引了网民关注和称赞。
人们为熊猫造型叫好，也为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的气魄叫好——大同是优质煤产地，却来了一场以煤为对象的“能源革命”。
在光伏、风电装机容量增长的同时，大同市煤炭产能不断压缩，城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这是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姜各庄镇海边养殖区内的风电场（11月10日无人机拍摄）。如今，中国清洁能源占比迅速提高、产业规模世界第一。新华社记者杨世尧 摄
从2013年开始，中国相继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打响防治污染攻坚战——淘汰落后产能、加强散煤治理、提高燃油品质、减少化肥农药、发展清洁能源……
如今，中国是全世界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清洁能源占比迅速提高、产业规模世界第一，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淘汰量占发展中国家总量的50%以上。
“中国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之光。”西方最早提出“绿色GDP”的学者之一、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说。
一曲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合唱，正在神州大地激荡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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