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谭震林称哪场笔墨“官司”：我要奉陪到底
核心提示：《红旗》杂志的领导无可奈何，只好将稿子送中央常委审查。于是，一场“笔墨官司”打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谭震林的文章成了常委们的传阅件。
谭震林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陈利明，原题：谭震林击垮“两个凡是”
粹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由于存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针对“两个凡是”，他向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理直气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转发。12日全国各大报多数加以刊载。文章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的话，从而引起强烈的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当时，对于邓小平的讲话和《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谭震林极为赞赏，感触尤深。他叫秘书帮他把各大报大刊上刊登的有关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都找给他。他认真地钻研，一字一句地推敲，为敢于冲破思想“禁区”的这些文章叫好。
恰在这时，《红旗》杂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组稿，约请老同志写文章，他们自然想到了谭震林。
谭震林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同志，当年担任过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又接替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第二任特委书记。几十年来，他跟着毛主席浴血奋战，戎马倥偬，历尽艰险。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幸存者已凤毛麟角。请他写纪念文章，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谭震林接到《红旗》杂志的同志预约的电话，欣然回答：“好呀。来谈谈吧。”
谭震林热情地接待了《红旗》编辑部的同志，一了解，编辑部的意图是想请谭震林写一些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故事，而不要涉及理论问题。
可是，谭震林早已站在批评“两个凡是”这一边。他深切体会到，“两个凡是”是极端错误的，“两个凡是”的理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必须予以摒弃。他严肃地对来者说：“如果不写理论问题，找我写干什么什么人都可以写嘛你要找我写，我就要写理论问题，不仅要写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且要写大理论问题，要写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井冈山的实践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要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他口若悬河，入情入理向来者一连讲了3个小时。
来人将情况反映到编辑部领导那里，得到的回答是：“还是由他按自己的意图写吧，反正文章要经中央领导审查，由领导把关。”
谭震林还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重要的文章自己亲自动笔，不要秘书代劳。
盛夏的北京，酷暑难耐，谭震林无暇到北戴河避暑。他独自关在房子里，排除一切干扰，时而冥思苦想，时而奋笔疾书，一字一句做起大文章来。
从题目到内容，几经修改、斟酌，他终于写出了文章初稿，于10月下旬送到《红旗》编辑部。
编辑部看了谭震林颇有分量的文章，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讲的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应该删去。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已明令《红旗》不要对这个问题表态。不管以谁的名义发表文章，一旦《红旗》杂志刊登，就代表《红旗》的表态。《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得不持慎重态度。另一种意见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又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应该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况且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章又写得很深刻，有见地，有独到之处，文责自负嘛！
两种意见，互不相让，针锋相对。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谭震林又给《红旗》送去了呕心沥血的修改稿，还郑重其事地附上了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信里写道：“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恰恰在这个焦点问题上，谭震林不但不同意删去文字，相反还要加强，以突出真理标准问题，还约请编辑、记者到他家来谈，真是旗帜鲜明，寸步不让。
编辑部又讨论开了，觉得对谭震林的意见不能掉以轻心。有人想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先派人去同他商量。说明中央已指示《红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
二、如谭万一不同意删去，就将他的文章打印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将编辑部的意见向他转达。来人彬彬有礼地说：“我们想听听谭副委员长的意见。”
谭震林沉思片刻，点燃一支香烟，抽了两口，吐出一串长长的烟雾，然后坚定地说：“如果说这篇文章的材料选用得不那么恰当，这都好商量，至于文章的观点，丝毫不能改动。”
停了片刻，他望着对方，又强调一句：“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红旗》的同志也知道谭震林的性格，他认准的事，谁也别想改变，何况他的态度如此明朗。再向他解释，也无济于事。因此只好说回去向领导汇报。
“你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发表了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叫他来找谭震林！”送别时，谭震林又补充了一句：“这篇文章，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这就是我的观点。”
后来，他又打电话给《红旗》杂志的负责人，坚定地说：“对于文章的观点，你们要改我一个字，你们就不要登。”
《红旗》杂志的领导无可奈何，只好将稿子送中央常委审查。于是，一场“笔墨官司”打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谭震林的文章成了常委们的传阅件。
《红旗》在送审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于是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这篇文章先后由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进行了审阅。
华国锋首先表示同意在《红旗》上刊登此文。
李先念看到文章后，在上面写了一句批语：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
文章送到邓小平的案头。他认真审阅，仔细推敲，并作了修改，还在稿子空白处写了耐人寻味的批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两天之后，李先念得知邓小平的态度，便抽空看完了谭震林的文章。他感慨地说：“这么好的一篇文章，《红旗》不登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随后在稿纸上面挥笔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中央领导的批示，陆续送到《红旗》杂志社。杂志社负责人又向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汪东兴请示，汪东兴见那么多高层领导人都有明确的态度，只得无可奈何地同意刊登。
于是，这篇题为《井冈山斗争的实际与毛泽思想的发展》的文章，便刊登在《红旗》1978年第12期上。文章的开头说：“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根本标志。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正是在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他在回顾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之后，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我们绝对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断章取义地摘引只言片语，奉若神明，变成教义，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林彪、‘四人帮’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高喊句句是真理，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
谭震林的这篇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严密的逻辑，有理有据地生动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有力地驳斥了“两个凡是”的荒谬论调，雄辩地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登门拜访谭震林，支持者赞不绝口：“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真是敢于坚持真理，敢闯思想禁区的带头人”同时也有不少好心人为他担心：“你还是当年的‘谭老板’！何必卷入这场笔墨官司？有理讲不清啊！”
谭震林充满信心地回答：“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就是要挺身而出。《红旗》不找我，我也要‘放炮’。这场笔墨‘官司’，我要奉陪到底！”
1978年12月18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22日通过的全会公报中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到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划出了我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人民真正拨开了“文革”浩劫的阴霾，踏上了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
在解放思想的主旋律中，谭震林奏响了强有力的乐章，为冲破思想“禁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谭震林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陈利明，原题：谭震林击垮“两个凡是”
粹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由于存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针对“两个凡是”，他向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理直气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向全国转发。12日全国各大报多数加以刊载。文章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的话，从而引起强烈的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当时，对于邓小平的讲话和《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谭震林极为赞赏，感触尤深。他叫秘书帮他把各大报大刊上刊登的有关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都找给他。他认真地钻研，一字一句地推敲，为敢于冲破思想“禁区”的这些文章叫好。
恰在这时，《红旗》杂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组稿，约请老同志写文章，他们自然想到了谭震林。
谭震林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同志，当年担任过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又接替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第二任特委书记。几十年来，他跟着毛主席浴血奋战，戎马倥偬，历尽艰险。像他这样的老同志，幸存者已凤毛麟角。请他写纪念文章，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谭震林接到《红旗》杂志的同志预约的电话，欣然回答：“好呀。来谈谈吧。”
谭震林热情地接待了《红旗》编辑部的同志，一了解，编辑部的意图是想请谭震林写一些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故事，而不要涉及理论问题。
可是，谭震林早已站在批评“两个凡是”这一边。他深切体会到，“两个凡是”是极端错误的，“两个凡是”的理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必须予以摒弃。他严肃地对来者说：“如果不写理论问题，找我写干什么什么人都可以写嘛你要找我写，我就要写理论问题，不仅要写一般的理论问题，而且要写大理论问题，要写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井冈山的实践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要在实践中受到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他口若悬河，入情入理向来者一连讲了3个小时。
来人将情况反映到编辑部领导那里，得到的回答是：“还是由他按自己的意图写吧，反正文章要经中央领导审查，由领导把关。”
谭震林还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重要的文章自己亲自动笔，不要秘书代劳。
盛夏的北京，酷暑难耐，谭震林无暇到北戴河避暑。他独自关在房子里，排除一切干扰，时而冥思苦想，时而奋笔疾书，一字一句做起大文章来。
从题目到内容，几经修改、斟酌，他终于写出了文章初稿，于10月下旬送到《红旗》编辑部。
编辑部看了谭震林颇有分量的文章，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讲的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应该删去。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已明令《红旗》不要对这个问题表态。不管以谁的名义发表文章，一旦《红旗》杂志刊登，就代表《红旗》的表态。《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得不持慎重态度。另一种意见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又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应该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况且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章又写得很深刻，有见地，有独到之处，文责自负嘛！
两种意见，互不相让，针锋相对。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谭震林又给《红旗》送去了呕心沥血的修改稿，还郑重其事地附上了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信里写道：“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恰恰在这个焦点问题上，谭震林不但不同意删去文字，相反还要加强，以突出真理标准问题，还约请编辑、记者到他家来谈，真是旗帜鲜明，寸步不让。
编辑部又讨论开了，觉得对谭震林的意见不能掉以轻心。有人想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先派人去同他商量。说明中央已指示《红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
二、如谭万一不同意删去，就将他的文章打印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将编辑部的意见向他转达。来人彬彬有礼地说：“我们想听听谭副委员长的意见。”
谭震林沉思片刻，点燃一支香烟，抽了两口，吐出一串长长的烟雾，然后坚定地说：“如果说这篇文章的材料选用得不那么恰当，这都好商量，至于文章的观点，丝毫不能改动。”
停了片刻，他望着对方，又强调一句：“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
《红旗》的同志也知道谭震林的性格，他认准的事，谁也别想改变，何况他的态度如此明朗。再向他解释，也无济于事。因此只好说回去向领导汇报。
“你回去告诉你们的领导，发表了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叫他来找谭震林！”送别时，谭震林又补充了一句：“这篇文章，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这就是我的观点。”
后来，他又打电话给《红旗》杂志的负责人，坚定地说：“对于文章的观点，你们要改我一个字，你们就不要登。”
《红旗》杂志的领导无可奈何，只好将稿子送中央常委审查。于是，一场“笔墨官司”打到了中央最高领导层。谭震林的文章成了常委们的传阅件。
《红旗》在送审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于是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这篇文章先后由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进行了审阅。
华国锋首先表示同意在《红旗》上刊登此文。
李先念看到文章后，在上面写了一句批语：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
文章送到邓小平的案头。他认真审阅，仔细推敲，并作了修改，还在稿子空白处写了耐人寻味的批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两天之后，李先念得知邓小平的态度，便抽空看完了谭震林的文章。他感慨地说：“这么好的一篇文章，《红旗》不登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随后在稿纸上面挥笔写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中央领导的批示，陆续送到《红旗》杂志社。杂志社负责人又向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汪东兴请示，汪东兴见那么多高层领导人都有明确的态度，只得无可奈何地同意刊登。
于是，这篇题为《井冈山斗争的实际与毛泽思想的发展》的文章，便刊登在《红旗》1978年第12期上。文章的开头说：“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根本标志。井冈山斗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正是在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他在回顾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之后，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我们绝对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断章取义地摘引只言片语，奉若神明，变成教义，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林彪、‘四人帮’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高喊句句是真理，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
谭震林的这篇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严密的逻辑，有理有据地生动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有力地驳斥了“两个凡是”的荒谬论调，雄辩地宣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登门拜访谭震林，支持者赞不绝口：“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真是敢于坚持真理，敢闯思想禁区的带头人”同时也有不少好心人为他担心：“你还是当年的‘谭老板’！何必卷入这场笔墨官司？有理讲不清啊！”
谭震林充满信心地回答：“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就是要挺身而出。《红旗》不找我，我也要‘放炮’。这场笔墨‘官司’，我要奉陪到底！”
1978年12月18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22日通过的全会公报中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到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划出了我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人民真正拨开了“文革”浩劫的阴霾，踏上了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
在解放思想的主旋律中，谭震林奏响了强有力的乐章，为冲破思想“禁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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