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给资本主义制度打了大大的问号
2008，给资本主义制度打了大大的问号
文/栾文莲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肇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近十年。回首此次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广，史所罕见。此次危机，打破了资本主义危机周期的一般规律，沉重打击了资本主义世界，结束了西方某些理论家提出的“历史已告终结，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共产主义，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已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的神话。
在战后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一度有众多的西方政治和经济理论学者否认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只把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政策和行为的偶然失误，或是某些外部因素的冲击，还认为资本主义摆脱了经济危机，找到了熨平经济周期的办法。然而，2008年从美国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迅速引爆欧洲债务危机，强烈冲击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打碎许多人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和幻想。
制度酿造危机
对资本回报的一味追求决定了资本主义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而社会财富分配中严重的两极分化则导致普通民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决定的。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和全球化，虚拟经济成为金融资本获利的主要领域。不断以越来越大规模的社会资产谋取资本自己的利益，是资本主义进入金融垄断阶段的一大特点。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新表现表明，金融资本占有劳动者成果和收入的链条伸至更深。例如，金融资本利用劳动者收入金融化，进一步将劳动者收入向资本阶层转移。资本阶层千方百计地将劳动者的医疗、养老、住房等，以金融化方式集中起来由金融资本经营管理。资本阶层“创新”“发明”了借贷给民众消费的方法，但民众借贷消费，借款买来的房子最终是要还贷的。而在劳动者工资收入停滞时，这些劳动收入又被金融资本以金融化方式捆绑，无法偿还贷款，产生了“次贷”危机，并进而演化成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 4月27日，日本央行发布报告对国内经济现状的判断上调至“正转向缓慢增长”
刺激措施弊端凸显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美国2008年和2009年的实际GDP增速分别是-0.3%和-2.8%。此后2010～2016年实际GDP增速分别为2.5%、1.6%、2.2%、1.5%、2.4%、1.9%和1.6%，一直未出现经济周期复苏中的强劲增长。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也只在1.5%左右徘徊。
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仍然是制度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以获取剩余价值为全部生产目的。这一制度性质决定了其主要维护私有者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危机袭来时，国家出资对濒危的大银行、大金融资本集团进行救助，充当最后贷款人，实质上是维护金融资本，特别是占社会经济统治地位的虚拟金融资本集团的生存和利益。这一举动不仅对普通民众帮助甚微，反而会进一步深化贫富差距。
危机爆发后，美国先后实行了数轮量化宽松。事实表明，这一政策对于金融资本有利，引发了虚拟金融资本高企的趋势，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成倍扩大，资本市场进入长达七年的大牛市，房地产市场也实现了同步复苏。但是，这一策略无法推动致力于价值创造的实体经济的繁荣，脱离了价值创造这个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因此，其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已逐步丧失殆尽。
▲ 2011年11月17日，数百名“占领华尔街”示威者集会游行，警察封锁通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街口 申宏/摄
借机转移社会矛盾
许多人士认为，这场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及人民生活的打击和撕裂，史上罕见。特别是失业率高企，导致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但与此同时，却有极少数人过得很好，这就是金融垄断资本家。
历史上，大型资本集团借助经济危机大肆扩张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金融垄断利益集团乘危压低价格，加大对传统制造业大规模的破产、收购、兼并。2008～2012年，美国有大量中小企业破产，而美国却宣称经济复苏。实际上，所谓复苏只是少数金融资本的复苏，相当多的民众，包括中小资本，生存和生活仍在艰难之中。
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兴起，其中，不排除政府转移公众视线的因素，借此缓解公众对政府应对危机乏力和金融垄断资本的指责。
持资产阶级制度主张的人无法正视和揭示事物本质。把危机简单地归咎于全球化，为的是模糊人们对制度的反思；采取一系列逆转全球化的举措，把国内广大民众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转移为本国民众与世界他国人民的矛盾。
认清金融资本制造风险逻辑
文/栾文莲
危机三大易燃点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市场的复杂构成和不完善。美国的金融衍生品繁多复杂，大批放贷机构把大量次级住房贷款包装转化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给各类投资机构；而投资机构则利用其金融产品，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成新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美联储长期以来坚持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失察、错位甚至真空态，更助长了资本的动物精神。于是，投机行为大量出现，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
金融衍生品多重环节的利益链条相互交错，围绕“产品创新”过程，形成了一个由各类机构和个人组成的复杂利益链条。随着链条不断拉长，掩盖了原始的借贷关系，责任约束越来越不明确，致使链条中的各个参与主体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导致资金链交错断裂的危机上升。当这些“创新产品”的本源出现问题之时，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必会迅速崩塌。
其次，从全球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产业结构突破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被重新建构，使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在全球范围内被放大。高利润、快回报的金融资本，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世界金融中心；低利润、高成本、慢收益的制造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具体到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大金融垄断资本急剧扩张，大量投机性融资主体出现，借助其靠强力支撑的“国家信用”和国家金融的宽松环境超量投机。这种行为直接导致社会分化严重，大批白领破产，蓝领相对贫困化，一旦出现运作链条中断，极易产生经济危机，乃至由此转入社会危机。
其三，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为危机的传导提供了条件。大多数靠出口初级产品或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的债主，美国人不仅输出了美元，也输出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华尔街的金融产品。金融资本的国际快速流动性特征，极大地加速了危机信息在国际范围内传导，使得金融帝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发散成为国际性或全球性的危机。
刺激、刺激、再刺激
面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只能通过不同的货币、金融、财政措施，不断增强市场流动性、强化金融稳定性，支撑经济运行，刺激经济发展，遏制民众恐慌。
美国除了大幅度地调低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再贴现率等常规货币政策外，美联储与财政部还选择各种非常措施，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供给、放松银根，以恢复市场信心。
首先，美联储调整贴现窗口贷款政策；启用新的融资机制；启用新的融券机制；启用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向一级交易商开放贴现窗口；推出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推出商业票据融资工具，直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付息。
其次，对战略性金融机构实行直接救助，包括：向贝尔斯登提供应急资金；救助并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通过增强其信用来稳定金融市场。
其三，制定救助性财政政策，2008年初，美国国会宣布实施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同年10月，美国总统布什批准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
欧盟各国也采取相应措施应对冲击。英国为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采取注资、贷款、担保、降息等多种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德国为维护金融稳定，陆续出台了诸多应急措施，包括战后以来最大的金融市场救助方案和刺激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岗位的“一揽子景气计划”，预计投资500亿欧元。
与美国相比，英、德两国最初的应对方式差异不大，均是通过对重大金融机构的救助方案来缓解局势。不同的是，美国的救助政策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减税以及紧急援助等形式；而德国的救助核心是资助短时工作。法国各大银行的主营业务依然是储蓄和投资，次贷业务比率很小，因此政府对银行的援助仅限于增资法比合资的德克夏银行。法国还采取了一些间接措施，帮助因信贷紧缩而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日本则实施下调政策利率、支持企业融资，并推出了总额约102.4万亿日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
难以自拔的“资本陷阱”
从一般逻辑而言，金融资本如同其他资本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国家经济制度应当是寻求平衡发展，追求经济稳定发展。这必然导致资本利益与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与稳定间不可消除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就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政府愿意不愿意、能够不能够找到国家经济制度与金融垄断资本协调运作的利益契合点。
然而，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来看，基本上都停留在如何处置或改善金融运作的技术层面上，希望通过技术手段来稳定市场，改善环境。这种舍本逐末的行为，效果只能是短期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逐利本质，也无助危机的治理。
实质上，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断加强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努力寻求金融资本运作与国家经济制度相互协调的均衡点。只是由于不能改变垄断资本的本质而束手无策，只能通过技术性的改变来缓解危机，而不是根本性地消除危机。
▲ 4月27日，日本央行发布报告对国内经济现状的判断上调至“正转向缓慢增长”
刺激措施弊端凸显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美国等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美国2008年和2009年的实际GDP增速分别是-0.3%和-2.8%。此后2010～2016年实际GDP增速分别为2.5%、1.6%、2.2%、1.5%、2.4%、1.9%和1.6%，一直未出现经济周期复苏中的强劲增长。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也只在1.5%左右徘徊。
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仍然是制度性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以获取剩余价值为全部生产目的。这一制度性质决定了其主要维护私有者的利益和权利。例如，危机袭来时，国家出资对濒危的大银行、大金融资本集团进行救助，充当最后贷款人，实质上是维护金融资本，特别是占社会经济统治地位的虚拟金融资本集团的生存和利益。这一举动不仅对普通民众帮助甚微，反而会进一步深化贫富差距。
危机爆发后，美国先后实行了数轮量化宽松。事实表明，这一政策对于金融资本有利，引发了虚拟金融资本高企的趋势，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成倍扩大，资本市场进入长达七年的大牛市，房地产市场也实现了同步复苏。但是，这一策略无法推动致力于价值创造的实体经济的繁荣，脱离了价值创造这个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因此，其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已逐步丧失殆尽。
▲ 2011年11月17日，数百名“占领华尔街”示威者集会游行，警察封锁通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街口 申宏/摄
借机转移社会矛盾
许多人士认为，这场危机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及人民生活的打击和撕裂，史上罕见。特别是失业率高企，导致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但与此同时，却有极少数人过得很好，这就是金融垄断资本家。
历史上，大型资本集团借助经济危机大肆扩张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金融垄断利益集团乘危压低价格，加大对传统制造业大规模的破产、收购、兼并。2008～2012年，美国有大量中小企业破产，而美国却宣称经济复苏。实际上，所谓复苏只是少数金融资本的复苏，相当多的民众，包括中小资本，生存和生活仍在艰难之中。
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兴起，其中，不排除政府转移公众视线的因素，借此缓解公众对政府应对危机乏力和金融垄断资本的指责。
持资产阶级制度主张的人无法正视和揭示事物本质。把危机简单地归咎于全球化，为的是模糊人们对制度的反思；采取一系列逆转全球化的举措，把国内广大民众与金融资本之间的矛盾，转移为本国民众与世界他国人民的矛盾。
认清金融资本制造风险逻辑
文/栾文莲
危机三大易燃点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市场的复杂构成和不完善。美国的金融衍生品繁多复杂，大批放贷机构把大量次级住房贷款包装转化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给各类投资机构；而投资机构则利用其金融产品，再将其打包、分割、组合，变成新的金融产品，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美联储长期以来坚持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失察、错位甚至真空态，更助长了资本的动物精神。于是，投机行为大量出现，金融日益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
金融衍生品多重环节的利益链条相互交错，围绕“产品创新”过程，形成了一个由各类机构和个人组成的复杂利益链条。随着链条不断拉长，掩盖了原始的借贷关系，责任约束越来越不明确，致使链条中的各个参与主体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导致资金链交错断裂的危机上升。当这些“创新产品”的本源出现问题之时，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必会迅速崩塌。
其次，从全球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产业结构突破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被重新建构，使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在全球范围内被放大。高利润、快回报的金融资本，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世界金融中心；低利润、高成本、慢收益的制造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具体到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大金融垄断资本急剧扩张，大量投机性融资主体出现，借助其靠强力支撑的“国家信用”和国家金融的宽松环境超量投机。这种行为直接导致社会分化严重，大批白领破产，蓝领相对贫困化，一旦出现运作链条中断，极易产生经济危机，乃至由此转入社会危机。
其三，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为危机的传导提供了条件。大多数靠出口初级产品或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的债主，美国人不仅输出了美元，也输出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华尔街的金融产品。金融资本的国际快速流动性特征，极大地加速了危机信息在国际范围内传导，使得金融帝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发散成为国际性或全球性的危机。
刺激、刺激、再刺激
面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只能通过不同的货币、金融、财政措施，不断增强市场流动性、强化金融稳定性，支撑经济运行，刺激经济发展，遏制民众恐慌。
美国除了大幅度地调低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再贴现率等常规货币政策外，美联储与财政部还选择各种非常措施，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供给、放松银根，以恢复市场信心。
首先，美联储调整贴现窗口贷款政策；启用新的融资机制；启用新的融券机制；启用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向一级交易商开放贴现窗口；推出资产支持商业票据；推出商业票据融资工具，直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付息。
其次，对战略性金融机构实行直接救助，包括：向贝尔斯登提供应急资金；救助并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通过增强其信用来稳定金融市场。
其三，制定救助性财政政策，2008年初，美国国会宣布实施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同年10月，美国总统布什批准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
欧盟各国也采取相应措施应对冲击。英国为防止经济出现大幅下滑，采取注资、贷款、担保、降息等多种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德国为维护金融稳定，陆续出台了诸多应急措施，包括战后以来最大的金融市场救助方案和刺激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岗位的“一揽子景气计划”，预计投资500亿欧元。
与美国相比，英、德两国最初的应对方式差异不大，均是通过对重大金融机构的救助方案来缓解局势。不同的是，美国的救助政策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减税以及紧急援助等形式；而德国的救助核心是资助短时工作。法国各大银行的主营业务依然是储蓄和投资，次贷业务比率很小，因此政府对银行的援助仅限于增资法比合资的德克夏银行。法国还采取了一些间接措施，帮助因信贷紧缩而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日本则实施下调政策利率、支持企业融资，并推出了总额约102.4万亿日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
难以自拔的“资本陷阱”
从一般逻辑而言，金融资本如同其他资本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国家经济制度应当是寻求平衡发展，追求经济稳定发展。这必然导致资本利益与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与稳定间不可消除的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就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政府愿意不愿意、能够不能够找到国家经济制度与金融垄断资本协调运作的利益契合点。
然而，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来看，基本上都停留在如何处置或改善金融运作的技术层面上，希望通过技术手段来稳定市场，改善环境。这种舍本逐末的行为，效果只能是短期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逐利本质，也无助危机的治理。
实质上，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断加强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努力寻求金融资本运作与国家经济制度相互协调的均衡点。只是由于不能改变垄断资本的本质而束手无策，只能通过技术性的改变来缓解危机，而不是根本性地消除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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