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季度检察机关起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15154人
中新网11月9日电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全国检察机关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今年1至9月，共起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15154人，同比上升66.2%。其中，非法捕捞水产品罪6974人，非法狩猎罪3769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3007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1131人，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273人。
资料图：今年2月，甘肃陇南市森林公安查处2起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案。图为查货野生动物及猎捕工具。赵怡 摄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该类犯罪的趋势和特点有以下几项：
一是案件数量增多且罪名相对集中。从前三季度情况看，检察机关起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增长趋势明显。其中，第一季度起诉2181人，第二季度起诉5235人，第三季度起诉7738人。从罪名看，该类犯罪主要集中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狩猎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前三季度起诉这三类犯罪人数占整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人数的90.7%。
二是犯罪地域较广。从犯罪发生地分布看，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全国各地均有发生。其中，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江苏等长江流域省份，非法狩猎罪主要集中在湖南、吉林、江西等内陆省份，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
三是涉案野生动物范围广。从司法办案情况看，此类案件的犯罪对象有活体、死体，也有动物制品。有虎皮、犀牛角、穿山甲片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白腹锦鸡、猕猴、岩羊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还有画眉、麻雀等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动物”。
四是犯罪交易场所趋网络化。随着电商、微商平台以及快递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网络交易逐步成为野生动物地下交易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一些网店披着合法外衣，私下销售鹦鹉、黄金蟒等违禁野生动物及制品，还有商家通过微信朋友圈等发布野生动物销售信息等。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犯罪嫌疑人通过微信购买象牙制品，对方通过快递发货，收货地址选择公共场所的快递代收点，收件人为虚构的假名。
五是犯罪模式逐渐产业化。犯罪分子在猎捕野生动物后，将其贩卖到农贸市场、野味餐馆，有些案件出现跨区域交易，形成固定的“猎捕—销售—运输”产业链条。特别是随着“异宠”热流行，一些人出于猎奇心理或“收藏爱好”，购买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制品用于欣赏或饲养。涉案人员既有以贩卖野生动物为业的走私商、进口商、源头经销商、分销商，也有串联上下家抽佣渔利的中介、代理人，以及单纯的“异宠”爱好者，形成庞大的地下交易网络。如四川省崇州市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异宠”案，涉案动物达615只，售向除西藏外的全国各省份。
最高人民检察院分析了该类犯罪数量增多的原因：
一是打击力度增大。今年以来，执法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切实加大打击查处力度，开展一系列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专项行动，办理了一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案件。
二是非法利益诱惑。高利润让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为牟取非法利益，把猎捕、买卖野生动物作为职业，长期从事非法交易。甚至有犯罪分子“巧借”社会职业，谋取非法利益。如，福建省长兴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犯罪嫌疑人系个体水族馆老板，借助水族馆运营做掩护，通过金鱼等物品交换的方式，从他人手中换购珍稀动物猪鼻龟。
三是法律意识淡薄。该类犯罪上升也反映了一些人法治观念淡薄，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山区，有的人尚未转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陈旧观念，对猎捕野生动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到位，容易触碰法律红线。如，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中，犯罪嫌疑人猎捕高山兀鹫长达十几年，数量上百只，却不知道高山兀鹫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今年1至9月，检察机关对于该类犯罪重拳出击：
一是坚持从严从快惩治。对构成犯罪，符合批捕、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依法快捕、快诉，坚决打击。特别是严惩非法猎捕、杀害、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源头”犯罪，形成强大威慑。强化对猎捕、出售、收购、运输等各环节打击力度，突出对物流运输、交易场所、“野味馆”等的查控。加强与法院的沟通，依法从严提出量刑建议，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治预防功能。
二是强化检察监督职能。加强对公安机关查处涉野生动物案件的监督力度，有效引导侦查取证，全面收集、固定、完善证据，确保准确适用法律。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的监督，防止有案不移、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建立跨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席会议等机制，及时通报案件情况，形成工作合力。
三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在从严打击犯罪的同时，加大以案释法力度。特别是在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迁徙地、栖息地等区域，运用传统媒体、新媒体，宣传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营造保护野生动物良好氛围。
资料图：今年2月，甘肃陇南市森林公安查处2起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案。图为查货野生动物及猎捕工具。赵怡 摄
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该类犯罪的趋势和特点有以下几项：
一是案件数量增多且罪名相对集中。从前三季度情况看，检察机关起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增长趋势明显。其中，第一季度起诉2181人，第二季度起诉5235人，第三季度起诉7738人。从罪名看，该类犯罪主要集中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狩猎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前三季度起诉这三类犯罪人数占整个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人数的90.7%。
二是犯罪地域较广。从犯罪发生地分布看，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全国各地均有发生。其中，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江苏等长江流域省份，非法狩猎罪主要集中在湖南、吉林、江西等内陆省份，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集中在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
三是涉案野生动物范围广。从司法办案情况看，此类案件的犯罪对象有活体、死体，也有动物制品。有虎皮、犀牛角、穿山甲片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白腹锦鸡、猕猴、岩羊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还有画眉、麻雀等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动物”。
四是犯罪交易场所趋网络化。随着电商、微商平台以及快递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网络交易逐步成为野生动物地下交易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一些网店披着合法外衣，私下销售鹦鹉、黄金蟒等违禁野生动物及制品，还有商家通过微信朋友圈等发布野生动物销售信息等。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犯罪嫌疑人通过微信购买象牙制品，对方通过快递发货，收货地址选择公共场所的快递代收点，收件人为虚构的假名。
五是犯罪模式逐渐产业化。犯罪分子在猎捕野生动物后，将其贩卖到农贸市场、野味餐馆，有些案件出现跨区域交易，形成固定的“猎捕—销售—运输”产业链条。特别是随着“异宠”热流行，一些人出于猎奇心理或“收藏爱好”，购买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制品用于欣赏或饲养。涉案人员既有以贩卖野生动物为业的走私商、进口商、源头经销商、分销商，也有串联上下家抽佣渔利的中介、代理人，以及单纯的“异宠”爱好者，形成庞大的地下交易网络。如四川省崇州市检察院办理的一起“异宠”案，涉案动物达615只，售向除西藏外的全国各省份。
最高人民检察院分析了该类犯罪数量增多的原因：
一是打击力度增大。今年以来，执法司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切实加大打击查处力度，开展一系列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专项行动，办理了一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案件。
二是非法利益诱惑。高利润让犯罪分子铤而走险，为牟取非法利益，把猎捕、买卖野生动物作为职业，长期从事非法交易。甚至有犯罪分子“巧借”社会职业，谋取非法利益。如，福建省长兴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犯罪嫌疑人系个体水族馆老板，借助水族馆运营做掩护，通过金鱼等物品交换的方式，从他人手中换购珍稀动物猪鼻龟。
三是法律意识淡薄。该类犯罪上升也反映了一些人法治观念淡薄，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山区，有的人尚未转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陈旧观念，对猎捕野生动物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到位，容易触碰法律红线。如，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检察院办理的一起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中，犯罪嫌疑人猎捕高山兀鹫长达十几年，数量上百只，却不知道高山兀鹫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最高人民检察院表示，今年1至9月，检察机关对于该类犯罪重拳出击：
一是坚持从严从快惩治。对构成犯罪，符合批捕、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依法快捕、快诉，坚决打击。特别是严惩非法猎捕、杀害、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源头”犯罪，形成强大威慑。强化对猎捕、出售、收购、运输等各环节打击力度，突出对物流运输、交易场所、“野味馆”等的查控。加强与法院的沟通，依法从严提出量刑建议，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治预防功能。
二是强化检察监督职能。加强对公安机关查处涉野生动物案件的监督力度，有效引导侦查取证，全面收集、固定、完善证据，确保准确适用法律。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案件的监督，防止有案不移、有罪不究、以罚代刑。建立跨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完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席会议等机制，及时通报案件情况，形成工作合力。
三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在从严打击犯罪的同时，加大以案释法力度。特别是在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迁徙地、栖息地等区域，运用传统媒体、新媒体，宣传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营造保护野生动物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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