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三千“国家的孩子”与“草原母亲”的传奇

　　新华社呼和浩特８月５日电 题：丰碑——三千“国家的孩子”与“草原母亲”的传奇

　　新华社记者李仁虎、张丽娜、任军川、王春燕

　　夕阳昏黄，忧伤的马头琴声掠过草原，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头发灰白的黄志刚，手捧蓝色的哈达，弯腰敬上一杯酒，长跪在一座墓碑前。望穿远方，泪眼蒙眬。风中的额吉啊，您却不在我的身旁。

　　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内蒙古镶黄旗宝格达音高勒苏木，黄志刚来给母亲上坟。墓碑上面镌刻着：慈父道尔吉，慈母张凤仙。

　　蒙古族没有立碑的传统。但是，黄志刚和５个汉族兄妹却给他们的蒙古族母亲立了一座碑。

　　原本相隔千里，没有血缘关系，如今却骨肉相连、生死相依。三千汉族孤儿与蒙古族母亲之间，演绎了一个超越地域、血缘、民族的人间传奇。

　　草原母亲把三千孤儿捧在手心里

　　灾害、饥荒、疾病……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陷入了困难，育婴堂的米粮眼看就要见底，被政府收养的几千个孩子面临死亡威胁。

　　周恩来总理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商量，决定把这些“国家的孩子”送到草原。

　　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草原。年迈的额吉、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勒勒车，有的步行几百里，争先恐后收养这些孤儿。有的夫妇没有领到孩子，委屈得流下了泪水。

　　１９６１年，年轻的张凤仙在哈音哈尔瓦公社卫生院当护理员，有６个汉族孤儿被临时安置在卫生院旁边的学校里。张凤仙打心眼里喜欢这些小家伙。眼看就要入冬，她心头一动，便和在畜牧场工作的丈夫道尔吉商量：结婚至今还没有孩子，咱们收养他们吧。张凤仙郑重承诺：一定能够养活好６个孩子。

　　像待哺的羔羊，小家伙们找到了母亲；像小鸟归巢，孩子们有了一个家。

　　分配到草原各地的三千孤儿，大多数被额吉直接带回了家，少数身体差的被安养在苏木乡镇的保健站里。

　　１９岁的少女都贵玛被招进四子王旗保健站，负责２８个孩子的生活。做饭、洗衣、煮牛奶、教蒙语、和孩子们一起玩、哄孩子们入睡……每天忙得四脚朝天、焦头烂额。

　　有一天，小不点呼和突然流着鼻涕跑过来叫她“妈妈”，她的心一阵咚咚跳，张开双手把孩子搂进怀里。晚上，呼和甩着小胳膊撒娇要和“妈妈”一起睡。都贵玛也是孤儿，理解孩子对母亲怀抱的渴望。她一把把孩子抱在怀里，小呼和安静地入睡了。看着一屋子的孩子在夜色中甜甜地进入梦乡，都贵玛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上世纪６０年代，物资紧缺。有一年春节前夕，政府特批给三千孤儿每人５斤大米，领米地点却在百里外的化德县。张凤仙赶着牛车出发了。寒风刺骨，大雪纷飞。领上米，她急急地往回赶。夜幕下，四野无人，牛车发出孤独的吱呀声。寒冷、劳累、饥饿阵阵袭来，张凤仙再也坚持不住了，靠着牛车瘫坐在雪地上，昏昏沉沉地睡去，手里还攥着赶牛的缰绳。一阵寒风袭来，张凤仙睁开双眼，拍打身上的积雪，赶着牛车又出发了。三天三夜，张凤仙回到了家。看着６个孩子大口大口地扒拉着香喷喷的米饭，张凤仙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

　　朝克图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那天，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牧民敖根来认养他时，身材矮小、骨瘦如柴的他躲在角落里，惊慌地看着来人。敖根慈祥地笑着，伸出温暖的双手，从此结下了母子关系。

　　１９６９年冬，那是敖根生活最艰难的一个冬天。白天，她在牧场里背石头、修水渠，晚上挨批斗。回到家里，她做的第一件事是为朝克图冻红了的双手、双脚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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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原上的额吉们都悉心地照料这些“国家的孩子”，苦心教育他们长大成人。张凤仙的６个孩子个个有出息，巴特尔考进了南京气象学院，黄志刚在旗物资局当采购员，党玉宝参了军，毛世勇也入了伍，其木格当了邮电局话务员，高娃考进了南开大学。

　　“长生天在看着我呢”，这是草原母亲们常说的一句话，慈爱的目光、温暖的怀抱、炊火上的奶茶、毡房里的摇篮曲……草原上的母亲用博大的胸怀铸造起一座母爱的丰碑。

　　汉族孤儿和蒙古族母亲谁也离不开谁

　　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世界，语言听不懂，饮食不习惯，小伙伴们排斥这里的一切。黄志刚、毛世勇等６个孩子结为兄妹，抱团抗拒收养，大人一不注意，就合计着集体逃跑，直到“红脸阿姨”张凤仙的出现。

　　张凤仙红脸蛋、细眼睛、慢声细语，属于典型的蒙古族妇女。她每天都会过来瞄他们一眼，给孩子洗衣服、洗脸、梳头，还会带几块糖果。孩子们渐渐喜欢上了她。

　　这是一群营养严重不良的孩子，毛世勇像秋霜打过的葵花杆，弱小、干瘦、面黄，像只生病的小猫，被张凤仙唤为“小猫”；６人中年龄最小的高娃，头上长着疥疮，流着脓……但在张凤仙的心中６个孩子个个都是宝贝。

　　生活在南方的孩子吃不惯草原上的果条和炒米，张凤仙把家中的面换成米，做米饭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喜欢吃饺子，张凤仙向别人学习怎么做饺子；孩子们逐渐爱上了奶茶和带“膻”味的羊肉；张凤仙夫妇一句句地教他们说蒙语……孩子们逐渐融入了家，融入草原。

　　刚进草原，孩子们衣服上都夹着一块小布条，上面的数字编号就是他们的名字。走进蒙古包，草原母亲给他们每个人都取了好听的名字——国秀梅、党育宝、乌兰、格日勒、娜仁花……

　　接羔羊、配草、拌料……敖根手上总有干不完的活。母亲的忙碌，变成了朝克图碗里丰盛的饭菜、身上温暖的衣裳。牧区的冬天风狂雪大，母亲把他捂得严严实实。母亲外出，朝克图总在张望守候着；母亲归来，远远地就对朝克图招手……

　　冬去春来，朝克图和敖根朝夕相处，相依相偎，不是母子，胜似母子。

　　敖根白天干重活，晚上受批斗，无法忍受折磨，有一天夜里，她拿出了藏在身上的刀子，走出蒙古包准备割腕自尽。可是，她没走多远就昏了过去。当她醒来时发现，儿子趴在雪地里，手握石头拼命地砸着那把刀。她扑了过去，母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泣不成声……

　　通嘎拉嘎两岁时，母亲赞达拉毅然辞掉工作专门照看她，既教她学说蒙语，又执意让她学汉语，为的是她将来有个好出路。幼小的通嘎拉嘎却以为母亲不要她，抱着母亲的大腿说：“我就要学蒙语。”通嘎拉嘎喜欢花，母亲特意给小姑娘养了一盆太阳花。在她的心中，母亲就像草原上随处可见的太阳花，平凡、微小、顽强、不屈。成家后，通嘎拉嘎的家里永远栽着一盆太阳花。

　　母亲车布勒的性格影响了丹达嘎的一生。车布勒生性善良，不与人争锋，温润敦厚，从不抱怨，陌生路人来到家里，她一定会端上一碗热乎乎的奶茶。丹达嘎一生坚守着母亲做人的信念：与人为善，助人为乐。

　　都贵玛抚育了２８个孩子，每养壮或养大一个，就被领养家庭接走一个，她经历了２８次痛苦的离别。现在，她成了最富有的人——孩子们成家立业都有了后代，她生活在一个上百人、多民族的大家庭。“我从心里爱他们，也真心感谢他们，让我体会到了做母亲的快乐。”

　　１９９１年，积劳成疾的张风仙住进了医院，６个孩子守候在病床前。弥留之际，张凤仙叮嘱巴特尔：“我还是希望你回上海找找亲生父母。”巴特尔说：不找了，我的心就在草原。

　　远在千里之外的汉族孤儿，和草原上的蒙古族父母组成一个家庭，一起经历风雨，一起度过春秋，相依相守，相亲相伴，彼此再也不能分离，在草原上铸造起一座民族团结的丰碑。

　　担起国家重托　报答“母亲”恩情

　　苍穹之下，总有一种力量带来希望。

　　当年，三千孤儿的命运牵动着周恩来总理的心，乌兰夫代表草原人民主动担起这份国家责任：“把孩子送到内蒙古草原，送给牧民，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

　　那个年代的内蒙古尽管同样困难，但接到国家的这份重托，内蒙古紧急部署，接运、安置、吃住、照料、医疗……在细致入微的安排下，三千孤儿顺利来到草原的怀抱。

　　“接一个壮一个”是对国家的承诺。首批送来的孤儿中有一个不幸去世，这可了得！乌兰夫赶紧组织调研，问题出在哪里？原因很快查清：送到草原来的孩子身体都特别虚弱，加上水土不服，一下子进到牧民家里喝奶吃肉，身体不适应。

　　接收方案迅速调整，身体不好的孩子先在保育院治愈，等休养强壮后再交给牧民。对少数残疾孤儿，就先放到幼儿园指定专人抚养。

　　在毛世勇的记忆中，妈妈打了他们一次。有一年夏天，４个男孩把饮牛槽当船在湖上玩。张凤仙得知后发疯似地跑到湖边：这湖很深，曾淹死过人。张凤仙把他们抓上岸，一边打，一边大哭：“你们淹死了怎么办，你们淹死了怎么办？”在张凤仙的心里，他们不仅是自己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出了闪失无法向任何人交代。

　　车布勒收养丹达嘎不是为了养儿防老，而是接受国家的嘱托。她不让丹达嘎干重活，送他出去当兵，却把自己亲生儿女留在牧区放牧。

　　包产到户时一些牧民宁愿不要牛羊也不愿意分担嘎查的外债。丹达嘎站起来：请老乡把牛羊领回去，外债我来还。那时，丹达嘎想到了母亲，觉得自己有责任担当起来，他带领牧民用５年还清了２０万元债务；他家旁边住着一位生活困难的五保户老太太。丹达嘎想到了母亲，把老人接到家里抚养了１０多年。

　　通嘎拉嘎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缝制民族服装的手艺，开办了服装店。她免费培训牧民学习制作民族服装。她说，一针一线都代表着对母亲的回报，对草原的回报。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日，位于上海市普育东路２０号的原“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院子里，有１０多个昔日的孤儿前来寻找自己的“根”。他们把草原的盐撒入黄浦江，把江南的水装一瓶带回草原。当时在苏木当书记的查干朝鲁，参加了那次活动，他说：“大半辈子，根早扎在了草原上。”

　　丹达嘎被评为锡林郭勒盟带领牧民奔小康先进个人、毛世勇在部队三次获得嘉奖、黄志刚被镶黄旗物资局记二等功……一枚枚金光闪闪的奖章、一张张红彤彤的奖状，“国家的孩子”用汗水和心血回报养育他们的土地和人民。

　　草原上的花朵向太阳，草原上的儿女心向党，草原人民像蒙古马一样坚韧、担当、感恩、奉献，伟大的母亲和“国家的孩子”在草原铸造起一座爱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