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桃园”蕴藏的乡村振兴“密码”

北京市民在2016年平谷区甜桃王擂台赛上拿着大桃拍照。新华社资料照片

　　瓤肉莹润,浆液甘甜……每年夏秋,北京街头板车、水果超市,人们不时可见这种水果:平谷大桃。

　　平谷大桃,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身上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近一个多月来,记者多次深入地处北京东北方向的平谷区,深入面积高达22万亩的“世界最大桃园”采访桃农、基层干部。

　　从改革开放之初平谷一个小村庄“冒险”种下桃树,到如今7万桃农年人均从“桃”身上“收入”1.8万元,从往昔“无名小卒”到中国驰名商标、地理标志产品,一颗大桃折射了一位位普通中国人在过去40年里为创造美好生活而不断奋斗、科学求实的精神,蕴藏着过去40年一个东方古老国度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密码”。

　　“平谷大桃”不只是富民产业

　　“亏了这桃树,要不真供不起孩子上学”

　　10月中旬的一天早上,老卢正在自家桃园,摘着今年最后一批“桃王九九”,这也是今年全平谷最晚成熟的一批桃。老卢全名为卢宝生,是平谷区黄松峪乡黑豆峪村的果农。已经59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平谷人,他家的桃园有6亩7分地。

　　“今年最大的桃有2斤3(两),我卖了200块。”老卢坐在桃园的石墩上跟记者笑着聊,他是附近小有名气的桃王,得过两次全区的甜桃王,还获过京津冀地区的金奖。“‘桃王九九’是从中科院引进的品种,就是你旁边这棵树,结过我种的最大的桃,2斤6(两)一个。”老卢总是笑着。他口中的“桃王九九”是公认个头大的晚熟品种,不仅高产、稳产,而且甜度很高。

　　“亏了这桃树,要不真供不起孩子上学。”坐在树下,老卢很认真地讲,自己原来在附近打工,只能挣个吃饭钱。后来琢磨种桃能有稳定收入,就开始种大桃。从一无所知到自学摸索,感谢老师来讲课,示范修剪、防治病虫害,终于得心应手。如今一亩地桃,一年能卖2万多元。据他讲,自己供两个孩子上学都靠种桃,现在他们一个在首都医科大学博士毕业留校当教师,一个是北京公安特警。

　　在桃园陪着老卢的,是平谷区果品办公室的科长喻永强,他就是老卢反复强调的“老师”之一,这会儿正在叮嘱老卢记得早点打“碧护”——这是一种主要给果树抗冻用的无害喷雾。

　　喻永强对记者说,别看老卢说得轻松,其实种桃树挣的都是辛苦钱。从修剪桃枝到套袋(一种生产无公害水果的有效措施),不仅要登高爬梯,而且为了果实密度,桃农几乎要观察到每一寸桃树枝,四季无闲时。不仅如此,由于凌晨温度低,糖分易积累更香甜,桃农都在凌晨摘选大桃。如果凌晨4点摸黑进到村里,一定会被吓一跳,像赶集一样的果农早已完成摘桃和打包,大口地吃起了早饭。

　　老卢满是褶子的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抱怨,一门心思想着自己的桃子:“我种桃奏是(当地方言,即“就是”)一个乐趣,每天上桃地来挺美的,累点也不觉着。来找我买桃的都是回头客,有的大客户一下就买上万块钱的桃,他们满意了,我才能挣钱。”

　　心满意足的老卢,是平谷区桃农的缩影。如今,平谷有7万人从事这一产业。经历30多年发展,平谷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大桃之乡,拥有22万亩面积的“世界最大桃园”,年产量超过3亿公斤,总收入逾13亿元,占北京全市大桃收入的80%。

　　记者调研发现,“平谷大桃”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更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久前在深圳召开的2018年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上,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组织评选的“国家森林城市”揭晓,北京市平谷区成为北京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67.9%,林木绿化率71.58%,其中大桃占林木绿化面积的25%。

　　“大桃一品”带动果品产业

　　“卖这老多钱可咋花啊?”

　　平谷是北京市16个区之一,位于北京东北部,北靠燕山,南有泃河,与天津蓟州区、河北三河、兴隆接壤。由于三面环山,故以平川谷地命名为“平谷”。据记载,自汉高祖十二年时,建立平谷县,历经2000余载,境域多变,但“平谷”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金秋十月,站在平谷区大华山镇后北宫村附近的半山腰上,一望无际的桃树林迎着微风碧波荡漾。64岁的桃农岳长保说,“平谷大桃”就发源于后北宫村,当时村里生活并不好,为了让村民富裕起来,当时村里的老书记顶着“以粮为纲”的政治压力种起了果树。

　　“好地种大田,破地种果树”,在牙缝里挤出土地的后北宫村人在浅山区的角落开始尝试,打起直径几米宽的敞口大井。山区环境原本不好种植果树,但人们渐渐发现和苹果树相比,桃树在“上山下滩”的土地上也能成活,再加上平谷土地含钾量高,利于种植,逐渐有群众和村庄加入种植大桃的队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3年全国实行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北宫村仅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将全村5000多亩土地都种上了桃树,成为平谷第一个大桃生产专业村。

　　“那阵桃也不好卖,卖不出去,有的把树都砍了,不挣钱不是?后来种植信息一传出去,东北的大车都到这儿来收桃来了。”卢宝生说。

　　平谷区刘家店镇党委宣传部长于学军回忆,1984年后北宫村有一户桃农因为肯于吃苦坚定选择种桃,当年就卖出了9000多元大桃,成为远近闻名的万元户。而那时,普通工人每个月只挣50多元,在农村盖五间瓦房只要2000元。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成就了平谷大桃产业。“当时的场面记忆犹新,北宫村大街上都是人,看着人家数着一张张‘大团结’,大家都在感慨——卖这老多钱可咋花啊?”于学军形象地说,由于尝到甜头,农民从一开始对种桃树“心里没底”,转身积极地栽树,很多家庭一下卖出三四万元的大桃,都乐开了花。

　　转眼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平谷区政府在总结后北宫村大桃富民的成功经验后,提出了“山区要想富,必须栽果树”“一家一亩果园,一户一名技术员”等口号和措施,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平谷形成了4万亩大桃的种植规模。

　　20世纪90年代初,缺少专业化的大桃产业出现了波折。大桃因不易保存也俗称“隔夜愁”,受制于物流能力及供需不平衡等问题,市场一度出现滞销,“销售难”难住了农民。“不该继续发展了”“再种谁也卖不出去”等声音此起彼伏。

　　平谷区政府果品办公室总工程师张文忠说,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末平谷还没有形成专业化的大桃种植,一提到专业化总被人嘲笑“农民有啥可专业”。那时正值全国红富士苹果大发展时期,乡镇、村负责人多次去山东栖霞考察红富士苹果生产。

　　1991年初,平谷县(2002年改设平谷区)政府专门成立果品办公室,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因地制宜提出“大桃一品带动果品产业发展战略”的科学决策,加快了大桃产业发展。

　　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科学决策的效果开始显现,专业化种植在平谷得到了认可。一些勇于“吃螃蟹”的村民得到了实惠,住进了二层小楼。一直到2004年,平谷形成了22万亩的种植规模。

　　桃花早开,被称为“报春花”。杜甫曾深情写道“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如何让平谷大桃为更多的世人所知,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平谷桃花节由此诞生,1992年“第一届大华山桃花节”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从桃到花,以花卖桃”。到1996年,桃花节连续举办了5届,共吸引了30多万游客,不仅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更让大桃再也不愁卖了。如今,桃花节已经发展为集传统文化、音乐文化、休闲文化、体育运动和美食文化于一身的“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知名品牌,2018年总体接待游客超过360万人次,旅游收入近2.5亿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平谷大桃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规模和品种也大幅提升。张文忠说,上世纪70年代只有“久保”等老式品种,80年代黄桃、毛桃流行,90年代初开始油桃更受欢迎,从一些农林研究所引进的国内外新品种不断面世,到目前已发展出200多个品种。

　　国家统计局在“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中指出,以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几十年来,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13亿中国人彻底告别了长期的农产品“短缺经济”状态。

　　种桃科学化、专业化

　　“脸晒得最黑的肯定就是‘果办’的”

　　平谷大桃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但大桃产业发展的内核,自始至终有一种奋斗者的心态在支撑。

　　专门成立的果品办公室功不可没。1991年起成立的平谷县果品办,是当前北京市唯一保留的区县级果品办。如于学军所言,“全区公务员站出来,脸晒得最黑的肯定就是‘果办’的。”

　　每年在老百姓田间地头指导生产的“果办”老师,往往在农民还没起身时,就已赶到田间地头。

　　张文忠说,“果办”老师被平谷果农“追星”追了几十年。“老师”一到村里去,果农立即放下手中的饭碗,跟着追上去询问咨询,因为“果办”给农民带来了切实的技术。

　　“一开始您种桃时,自己掌握技术吗?”记者问卢宝生。

　　“不掌握,一点都不懂,就是‘果办’的人来教。按他们说的回来再看看书,一点点地摸索。桃要怎么管理才长得好、口感好?用什么农家肥?我总结,农家肥不能是鸡粪,得是牛羊粪,这样种出来的桃甜度最高。”这位曾经在区里比赛摘取“甜桃王”桂冠的桃农透露了种桃的秘诀。

　　平谷大桃产业曾爆发“潜叶蛾”和“黑斑病”危机,其中名为“桃细菌性黑斑病”的传染病发病快、传染性强、对果实影响大,如不加以控制,大桃必将减产减收,甚至绝产绝收。平谷“果办人”通过调研走访,下地观察病虫害,与相关专家进行研究实验,逐步找到了遏制病害方法,申报重点防控项目,并在全区推广,为果农减少近亿元经济损失,帮助平谷大桃产业迈过难题,也成为解救危机的“亲人”。

　　相比之下,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临近的某县原本和平谷种植同等规模大桃,但因为出现严重病害,而没有专门机构负责管理研究解决,眼睁睁地看着十四五万亩的大桃产业日趋衰落。

　　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言:“‘果办’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非常高,村里组织活动时只要一广播,一会儿果农骑电动车排大队跟检阅一样就来了,比发东西还好使。”

　　产业规划、技术引进、品种升级……如今平谷大桃正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发展。张文忠也颇为自豪,大桃对农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农民对此津津乐道,一大批人因为大桃买了楼房,供子女上学读书。“我们做农业的,为农民生活提供保障,为社会添砖加瓦,我觉得很骄傲。”他说。

　　近年来,平谷区刘家店镇还发起了种“诚信桃、厚德果”倡议,呼吁全镇百姓诚信经营,杜绝缺斤短两,争做诚信桃农。想要获得诚信之星,需完成不使用除草剂、施用有机肥等诚信公约30条的严格标准。例如,桃园内不能使用除草剂。杂草影响桃农劳作,干扰果树生长,相比机器和手动除草,除草剂可以快速除草,但其农药残留对人身体有害,也会影响大桃味道。

　　“农业局会进行督查和执法,‘果办’指导并检查,保证最好的绿色产品供给到市场。”张文忠说。

　　电商培训、产品分级

　　“原来按筐卖,现在按盒,甚至按个儿卖”

　　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化逐步深入。2018年开始,平谷区在“互联网+大桃”的基础上,鼓励果农从传统销售向个人电商转型,大幅提高农民收入,助力产业转型。

　　平谷区商务委副主任高杰说,“互联网+大桃”在2014年起步时主要以平台电商为主,但如今京东和天猫旗舰店流量与维护成本过高,生存困难。近两年,平谷区通过对果农培训,帮他们借助手机直面顾客推介,再通过快递等实现销售,掌握农产品的交易权、定价权、收益权,让农民成为互联网时代有尊严的新农人。数据显示,2018年平谷共有1400万斤大桃通过电商销售,农民实现增收1.12亿元。

　　政府组织进村入户的“新农人讲学班”等电商培训,培养了农村电商人才,推动大桃流通标准化。通过培育本土电商讲师团队,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大桃主产乡镇开展“地毯式”培训。

　　“好多桃农在讲课后都跟我们咨询买啥样的手机好,课后就买去。”负责培训的讲师团讲师王丹说,培训从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到给产品照相开始,教授农民在网上诚信经营,提高农民互联网营销的意识和技能,目前已经建立了169个微信群,进行线上跟踪服务,课上掌握不了的内容,以图片、文字、小视频等形式讲解,在群内统一解答。

　　除此之外,培训还包括桃树的产中、产后养护,化肥农药的管控理念以及分级销售策略等。相比果农之前将大桃成筐卖给桃贩子遭遇压价,电商培训和产品分级理念让大桃销售单价提高到原来的4倍多,农民积极性大幅提高。

　　在前北宫村大桃交易市场,一筐筐大桃通过传送带进入新近引进的大桃分拣设备,帮助桃农实现大桃甜度在机械设备的规模化无损测糖和等级细分,提高产业竞争力。

　　5年前还在一家网络公司上班的白领张华,如今已返回平谷成为专业桃农,通过网络销售,给她的前同事带去了新鲜的大桃,不仅收入更高,而且自己还成了讲师团的讲师,心中充满成就感。“桃子质量越来越好,原来按筐卖,现在按盒,甚至按个儿卖!”

　　大桃产业优化升级

　　向集约型高质量现代化模式发展

　　进入2018年,老岳和老卢都迎来了新问题——谁来接班?

　　64岁的岳长保说,这是自己最担心的事,果树不比大田,需要多年培育,孩子们都在外工作,没有人愿意回来接班。他认为自己身体能再干个八年、十年,可这之后,自己真就成为“末代农民”了。“年轻有学问的,人家上外边闯世界去了,我们这代人以后怎么办?这是我现在最担忧的事。”

　　张文忠说,农业专业化的产业要求在提升,但农民的综合能力在下降。市场激烈竞争下,对产品的要求更高,以“五六十岁”为主的这代农民不仅年龄偏大,而且知识、体力受限,因此亟须补充高素质的精英型农民。“而年轻人眼高手低的多,大学生下决心要从事果树,没有四五年积累做不出眉目,往往知易行难。”

　　老岳和老卢面对的问题,是中国一些农业地区的普遍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平谷区通过探索经营体制、栽培模式、个人电商和技术引领等手段,帮助果农建设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新型果园,让管理技术更加简化,果农更易接受掌握。

　　2018年,在大兴庄镇,三福庄果农孙永东种植的清水白桃,不出地头就以每箱100元的价格被收购一空,亩效益达2.6万元；在大华山镇,大峪子村果农胡晋军种植的新品种金秋蟠,采摘价格为每公斤30元；南独乐河镇北独乐河村王庆林种植的水蜜桃领凤、红清水销售价格达每公斤20元……品种引进、示范、推广体系的建立,现代化的新型果园,为大桃产业的优化发展提供了关键保障。

　　同时,平谷还在探索经营体制创新,采取土地流转方式,将土地收归村集体或承包大户；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大桃”的基础上,平谷区与顺丰、京东、EMS等物流企业对接,由政府提供场地,顺丰物流在大华山大桃市场建立物流分拨中心,减少了5个中转环节,投入专机、高铁、冷运车等运力优势,让大桃从“枝头”直达“舌尖”。目前平谷大桃销售覆盖全国,并销往泰国、柬埔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平谷区农委、果品办主任李小丰说,在今年的平谷区委五届六次全会上,平谷区提出了紧扣“三区一口岸”的功能定位,坚持生态立区,推动绿色发展,努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生态谷,山水平谷、森林城市、花果田园正在成为平谷的“金名片”。为落实全会精神,平谷正在坚定不移地实施大桃精品战略,紧盯育种前沿,分析引进优新品种,提高桃农科学管理水平,并强化绿色、安全体系建设,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不仅如此,一系列创新举措同时为减轻桃农压力,提高农民收入开辟了新的途径。在平谷区多部门指导下,平谷青年返乡创业成立的“北京桃娃”农业科技公司发起提前认购、预售平谷大桃的“情定桃花”认购活动,以“桃花开时卖大桃”帮助农民完成近万单大桃预售,不仅价格是去年的2倍,还同时开发出桃罐头、果干、桃茶叶、桃木剑等工艺品和衍生产品,一举成为互联网认领模式下的“爆品”。

　　被称为“天下大桃第一镇”的大华山镇人常富东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开着手扶拖拉机,用大筐装上七八十斤桃,到附近的批发市场去卖,那时没有合作社也没有商超和电商,面对的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批发商。

　　“我是‘靠’大桃长大的,大桃产业确实存在‘老龄化’的问题,小时候父母教我‘打死也不能回家种地’,因为农民要靠天吃饭,投入高,回收慢,果树种下去,3年才结果。”常富东说,而如今,从“商超”到“互联网+”模式,从线下到线上全民电商,从批发市场到盒马鲜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桃产业正在向集约型的高质量现代化模式发展。

　　张文忠说,种植技术的改进升级也在助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平谷大桃产业推广高密植栽培,一亩地桃树株距由原来的1.5米至2米缩减到1米至1.5米,并辅助铺上黑色地膜,提高地面温度。这种小株距、大行距的栽培模式,既可节水灌溉,又可以容下机械化栽培,解决了老龄农民施肥难的问题。截至2017年底,全区已有2.3万亩桃园实现了高密植栽培。

　　长枝修剪、密植栽培、树形控制……一系列果树技术的运用,也助力大桃产业实现新的跨越。

　　在大桃产业带动下,平谷一大批特色果品产业实现高质量增长。金秋时节,北京平谷金海湖镇600余亩特色果品佛见喜梨喜获丰收；峪口镇、南独乐河镇等地共9000亩优良品种苹果面世；井峪盖柿、磨盘柿、杵头柿……5万亩柿子栽种面积位于京郊各区首位。

　　2017年,平谷区苹果、梨等园林水果产值超过1亿元,核桃、板栗等坚果产值超过7000万元,葡萄、柿子、鲜杏、鲜枣、樱桃产值都已超过千万元。平谷区果品种植总面积达到38.19万亩,成为首都最大的“果园”。

　　京郊的京白梨、吉林延边的苹果、南疆的库尔勒香梨、辽宁大连的樱桃、山东枣庄的石榴、浙闽的杨梅、陕甘豫的猕猴桃、闽粤沿海的龙眼、粤桂南部的荔枝、海南西部的芒果……放眼全国,和平谷大桃一样,一种种特色果品、一个个知名品牌,一座座特色果品产业化生产基地,成为各地富民兴农的有力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揭开了中国“三农”发展的新篇章。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名句,如此赞美盛开桃花的浓艳多姿。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大桃产业寄托了平谷人的梦想。喜悦、期待、幸福……一棵棵桃树写满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印记,蕴藏了中国农民的精神密码。

　　在采访中,张文忠不由在纸上写下12个字:“平谷好风光,百里桃乡百里香。”记者李斌、郭宇靖、夏子麟、田晨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