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继续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历经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筚路蓝缕的建设年代、跌宕起伏的改革开放新时期，而不断探索出的一条唯一适合中国国情、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这条道路，曲折坎坷、山重水复，承载着复兴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内蕴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其精神元素，在其创设者——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愈益光明广阔，充满无限的憧憬。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回溯中国近代史，19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清朝末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三千年大变局”，自春秋战国时代以后，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礼崩乐坏。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遭遇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瓦解，很快分崩离析。无数仁人志士经过深刻反思，最终发现，是僵化腐朽的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因素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决定了中国历史周期率的不断上演。由此，清末民初的中华大地成了各种主义和思潮的试验田。维新、共和、君主立宪、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早期社会主义等等，种种思潮互相激荡。

　　其时，国弱民贫，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核心理念的进化论进入中国，迅速传播，乃成就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变革。杜亚泉在民国初年如此评说：“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下揪住期盼富国强兵的五四知识分子内心最柔弱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列强之种种恶行与其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严重背离，深深警醒了中国的优秀士人；更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大同理想社会之追求所依托的儒家思想经过五四暴风骤雨般的清洗，其纯粹本真的面目依然缓慢而坚定地占据着一直挺立于改革思潮潮头的优秀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由此，从清末民初至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从相信优胜劣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转向了寻求自由平等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的新社会。

　　也就是在这个历史关节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并迅速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纳，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愿景和展望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渴望和要求，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为这个新社会的实现路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撑。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前者说明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根源及其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后者则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来考察国家发展之道，应用于当时之中国，就是只有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人民民主国家政权，才能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主要矛盾的正确理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不断使之中国化乃是历史的必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规律和理论品质。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主要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成果。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主要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大国治理、怎样治理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大国治理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滋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文脉之中，不断通过制度变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逐渐形成的一条引领中华文明走向复兴未来的通衢大道，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反复强调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要论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高度强调了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根本发展，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领导力量、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继续推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关键在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总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继续写好、写精彩，关键在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最本质处，就在于基于不同文化传统积淀形成的民族基因所决定的道路之选择不同，目的的实现方式迥异。而保证我们道路正确性的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表现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和自足性，由此而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二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制度安排、体制机制，等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基于其历史形成的领导地位，而其领导地位的形成固然有其先进理论武装下的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全体人民福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赴后继之原因，基于数千年中华文明积淀基础之上而成为民族基因的文化历史认同，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之历史文化自信的根本来源和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进一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已成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如何的重要检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党的领导都处于核心地位。没有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将不复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铁还得自身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我们要时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实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作者：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