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天津1月22日电（张宇琪、梁姊）从天津新港码头到锚地海域距离约为22海里，往返一趟需5到7个小时。风翻白浪，船只颠簸，826次出海，海关关员刘蕤和姚光辉十年坚守在国门前线。
海关检疫，是阻挡外来疫情进入我国的第一道关卡。他们每年出海往返于锚地和码头80多次，将外来货物潜在生物疫情风险，牢牢挡在国门之外。
今年春节，刘蕤和姚光辉早已接到船舶预告，大年初二会有货轮请求进港查验。“家人也早习惯了，无论什么日子，只要有船来，就要出海工作。”姚光辉说。
年前腊月二十二，刘蕤和姚光辉又如往常一般出海了。早晨9点，二人在天津新港码头下车，再度检查了随身携带的查验装备后登上了拖船。螺旋桨推开晨光中的波涛，白色拖轮再一次朝着海岸线22海里外的锚地驶去。
外国船不过春节，10年826次的航行当中，总有几次落在过年的当口儿。
天津港锚地海域，距离海岸线约二十几海里，是供船舶在水上抛锚安全停泊、避风防台、等待检验引航及其他作业的水域，也是国门安全的前哨防线。
在这里，刘蕤和姚光辉要对船上运载货物进行外来有害生物的检疫查验，核对船只相关单证资料，确定文件齐全且无疫情风险后方可开具准卸通知书，允许货轮停靠卸货。
22海里，对姚光辉来说曾是“残酷”的考验。工作前几年，每次出海，船驶出防波堤不久后，他就开始恶心难受，趴在船舷上，连黄绿色的胆汁都吐出来了。吐了四五年，他的胃才终于被迫“接受”了这份工作。
大约3个小时后，拖轮速度逐渐放缓，“卡拉特”号高大的船体出现在眼前，船上运载的是来自美国的高粱。刘蕤和姚光辉向船上的海员挥手致意，很快一条长约4米的软梯从船舷边垂了下来。
刘蕤和姚光辉顺着这条软梯，登上了这艘“庞然大物”，这也是他们工作中最惊险的环节之一。货轮和拖轮之间大概半米距离，软梯下面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看得人心惊胆战。
二人需要抓住海浪将拖轮托至顶峰的时机，牢牢抓住软梯，再攀爬登船。这个时机非常重要，波涛起伏瞬息万变，若在拖轮起伏低点登梯，如赶上风浪大，拖船上下起伏的幅度会到两米，一个浪头打来，拖轮被托起，就会挤到正在攀爬的人，发生危险。
汹涌的海浪，漆黑的海底，没有人不害怕，姚光辉也是。他回忆，最惊险的一次是一艘减载的货轮，舱底货物少，吃水浅，软梯高度达到10米以上，大约三四层楼那么高，爬到最后“手臂都要没力气了”，他只能在心里给自己鼓劲：“千万不要松手！也别往下看！”
登船之后，刘蕤和姚光辉要在检查货轮清仓证书、熏蒸证书等文件之后，下到货舱，进行蒸熏残留检测和过筛查验。船上有七个货舱，装载了近7万吨高粱。所有舱中的高粱都要进行表层定点取样查验，看有无霉变、种衣剂、检疫性生物等问题。
成片的高粱好像棕红色的沙漠，瞬间没过了二人的小腿。刘蕤和姚光辉像踩在流沙中一般，深一脚，浅一脚，不断蹲下取样将高粱过筛，站起观察筛留物，如此反复十数次后进入下一个货舱，直至全部查验完成。
货轮5号舱是未满仓，他们要走楼梯下到近20米的深度进行筛查。下行楼梯周边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舱内满是灰尘，楼梯上有残留的高粱，非常容易打滑摔倒。从舱顶看下去，他们取样的身影像是两个小小的黑点。
货舱露天，夏天出透汗，冬天凉透心。查验过后，二人从舱里出来，满头是灰。
这么多散装粮，能查得过来吗？“能。”刘蕤说，“而且每个舱都要仔细查，将疫情传播风险降到最低。”
辛苦的工作没有辜负他们。2017年，他们从一批来自美国的大豆中截获了多种检疫性有害生物，其中，密刺苍耳为全国口岸首次截获。近三年来，他们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2837种次。
“密刺苍耳的生长能力极强，如果传入会影响到我国农作物生长，难以治理。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将这种高风险有害生物挡在国门外。”刘蕤说。
再度提起那次查验，刘蕤依然笑得开心。“工作虽然辛苦，但是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尤其是这种首次发现，我就觉得我们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货轮上散装粮全部查验完毕后，已经是两个多小时后，刘蕤和姚光辉再乘坐拖轮回程。暮色四合，码头的轮廓才逐渐出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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