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冲刺期，如何打败“拦路虎”
◆ 强化内生动力，完善产业扶持，补齐人才短板，克服作风隐疾，形成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勠力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全国多个省市基层一线调研了解到，当前扶贫工作中，仍然存在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地区产业发展不够、项目规划论证不够、干部配备面临“人才短板”等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有所抬头，导致基层迎检压力较大、出现“资金趴窝”、债务风险有所加重等问题。受访基层干部群众建议，进一步对症施策，啃下扶贫工作中的“硬骨头”，打败“拦路虎”，加快带动群众脱贫。
▲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依托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黑糯种植产业，带动山区群众增收脱贫 石峰摄
脱贫先治“懒”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涉县水溢河村，四面环山，沟壑纵横，千百年来全村1400多口人靠着1200多亩旱地为生，贫困户就有25个，一直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村民大多收入无几、靠外出打工维生。
脱贫致富的“考题”始终困扰着祖祖辈辈的水溢河人，2016年，涉县供销合作社精准扶贫工作队入驻水溢河村。工作队队长高玉峰介绍，“贫困户有的是文化水平低打不了工，有的疾病残弱做不了活，也有的人是因为懒，不想干活。”
为让水溢河村稳定脱贫，涉县供销合作社“量身定做”产业脱贫计划。高玉峰到山东、山西等地学习考察，引进适合当地种植的富硒红薯、蓝莓、树莓等特色农作物品种，建起了50亩种植基地，除实行股权分红，还优先安排贫困户到地里干活挣工资。
“虽然产业放在了家门口，但个别贫困户就是‘请不动’。”高玉峰说。例如，村里一名67岁的贫困户，早年因为游手好闲妻子离他而去，后来一直打光棍。“隔几天他就给我们打电话，家里没电了，没米了，伸手就要。地里给他安排的活儿也不多，拔拔草、整整地，每天20元轻松到手，可他就是不乐意去，过一天算一天。”
高玉峰说，“类似的贫困户还有几个。给的东西再多，自己不努力，总有一天也会坐吃山空。”他建议，上级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扶贫政策，根据贫困户的脱贫自主性、参与劳动积极性等方面，做到有所区分、奖惩分明，“脱贫必须治懒”。
另一方面，记者调研发现，部分贫困户实现脱贫过度依赖政府帮扶，存在一定“等靠要”思想。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石阡”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服务工作组负责人陈盛广说，“很多贫困户在大山里待久了，主动致富的思路和门路都偏少。”
为此，不少地方将产业扶贫作为脱贫之基、致富之源。在湖北省咸宁市，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各级有关部门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和帮扶实效，扶贫产业在带动贫困群众广泛参与、促进贫困群众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咸宁市扶贫办统计，今年上半年，累计下拨产业扶贫资金7.2亿元，落实产业扶贫项目571个，立足咸宁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发展形成茶叶、油茶、楠竹、水产、湘莲、蔬菜等12个扶贫支柱产业。咸宁市192个贫困村共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798个，实现了合作组织贫困村全覆盖。
革命老区湖北红安县地处大别山区，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曾一度高达11万，产业与就业问题相对突出，成为攻坚重点。红安县扶贫办明确提出：确保每户贫困户有2个以上收入来源。
由于大多数贫困户发展产业能力较弱，红安县一方面争取和用足国家政策，为贫困户创造“被动收入”，同时通过奖补等方式，鼓励贫困户主动增收。三年来，红安县已成功引进农业项目155个，新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120多个，带动数万户贫困户脱贫，户均增收8000元。
同时，为了帮助贫困户“提神”，不少地方张贴有针对性的标语和宣传口号。记者在湖北调研发现，“国家政策好，我们更要加油干”“积极发展产业，脱贫动力不竭”“扶贫不能靠等，关键自己要干”等接地气的宣传鼓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等靠要”风气有所减少。
花好钱 立好人
在西部山区某乡镇，按照当地水利方面“十三五”规划，将建设一座兼顾饮用、灌溉的水库；按照交通方面规划，一条快速公路将穿过水库所在区域。且水库、公路都已投入一定建设资金，无论修改哪个规划，都会造成浪费。
记者调研发现，贫困地区发展迫切需要项目带动，但部分扶贫项目缺乏科学论证规划，实际执行困难。一些项目立项主导部门不同，甚至互相“打架”，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
此外，在部分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出现“资金趴窝”怪象。一位贫困县县委书记介绍，扶贫项目点多面广，但报账程序繁琐，有时为了赶进度，不得不“先建再补”。而扶贫资金往往是跟踪审计、封闭运行，一些账目短时间内无法报销。
对此，部分受访县级融资平台公司负责人表示压力很大，特别是一些需要地方资金配套且地方资金占大头的扶贫项目，启动难度较大，无形中加重地方债务。
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尽快完善扶贫项目规划的调整备案规定，加强部门间协调统筹，提高项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使用程序，确保扶贫资金“好钢用在刀刃上”。
除去项目实施方面面临的难题，贫困地区人才匮乏问题突出，有经济头脑、愿意带头的“能人”资源十分短缺，直接制约脱贫进程及效果。
“全县300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约八成无法正常运转，有的存活一两年就解体了。”贵州一位县农业局农经站站长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接市场、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
为此，多地积极开展探索。例如在贵州，当地省科技厅成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每年拨款2000万元用于重点资助20个极贫乡镇开展产业脱贫攻坚工作。围绕极贫乡镇产业需求，以选派对口的科技特派员作为技术中坚力量，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引进转化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开展农村信息化服务，推广“公司＋合作社＋科技人员＋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多种模式，解决贫困村因发展人才匮乏而导致产业发展缓慢的难题，带动地方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保护好干实事的扶贫干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有的地方，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出现了重问责、轻奖励的苗头。多位受访基层扶贫干部反映，档案检查、干部座谈、贫困户走访，基本每周都要迎接不同形式的检查，有些检查流于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迎检负担”。
在中部、西部调研时，有受访扶贫干部对记者说，一些检查由第三方机构实施。但由于这些机构对当地实际情况了解不深入，脱贫验收时或按照文件规定的条条框框执行，或片面听取贫困户的意见，为此而受处分的干部是“流汗又流泪”。
还有的检查仅以贫困户的满意程度为标准，使得少数人产生“我是贫困户我怕谁”的心态，一线扶贫干部为了取得满意度而迎合贫困户，不能将扶贫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河北、贵州等地干部群众建议，扶贫检查要讲究方法，还得“有度”，不能落入形式主义“怪圈”。脱贫攻坚要高压也需减负，要问责也需激励，有必要将工作和检查重心转移到干实事、见实效上来。
在适当减压的同时，建立完善基层干部容错机制和奖励机制，最大程度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扶贫创造性，是记者在调研中最频繁听到的呼声。
当前，由于基层扶贫工作内容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村支两委干部几乎全脱产地投入其中，但每月报酬仅在2000元左右，远低于其外出务工收入。再加上部分干部因为本领恐慌、自身调节适应能力差等原因提出辞职，由此导致的扶贫干部队伍“人才短板”问题，亟需予以重视。
受访基层干群建议，建立根据任职的地理位置、服务年限、岗位责任等因素浮动的基层干部待遇调整机制，加强干部能力培训和心理疏导，为一线扶贫干部的思想能力“脱贫”，从而带动形成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勠力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记者 梁建强 白明山 向定杰）
▲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依托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黑糯种植产业，带动山区群众增收脱贫 石峰摄
脱贫先治“懒”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涉县水溢河村，四面环山，沟壑纵横，千百年来全村1400多口人靠着1200多亩旱地为生，贫困户就有25个，一直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村民大多收入无几、靠外出打工维生。
脱贫致富的“考题”始终困扰着祖祖辈辈的水溢河人，2016年，涉县供销合作社精准扶贫工作队入驻水溢河村。工作队队长高玉峰介绍，“贫困户有的是文化水平低打不了工，有的疾病残弱做不了活，也有的人是因为懒，不想干活。”
为让水溢河村稳定脱贫，涉县供销合作社“量身定做”产业脱贫计划。高玉峰到山东、山西等地学习考察，引进适合当地种植的富硒红薯、蓝莓、树莓等特色农作物品种，建起了50亩种植基地，除实行股权分红，还优先安排贫困户到地里干活挣工资。
“虽然产业放在了家门口，但个别贫困户就是‘请不动’。”高玉峰说。例如，村里一名67岁的贫困户，早年因为游手好闲妻子离他而去，后来一直打光棍。“隔几天他就给我们打电话，家里没电了，没米了，伸手就要。地里给他安排的活儿也不多，拔拔草、整整地，每天20元轻松到手，可他就是不乐意去，过一天算一天。”
高玉峰说，“类似的贫困户还有几个。给的东西再多，自己不努力，总有一天也会坐吃山空。”他建议，上级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扶贫政策，根据贫困户的脱贫自主性、参与劳动积极性等方面，做到有所区分、奖惩分明，“脱贫必须治懒”。
另一方面，记者调研发现，部分贫困户实现脱贫过度依赖政府帮扶，存在一定“等靠要”思想。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石阡”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服务工作组负责人陈盛广说，“很多贫困户在大山里待久了，主动致富的思路和门路都偏少。”
为此，不少地方将产业扶贫作为脱贫之基、致富之源。在湖北省咸宁市，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各级有关部门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和帮扶实效，扶贫产业在带动贫困群众广泛参与、促进贫困群众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咸宁市扶贫办统计，今年上半年，累计下拨产业扶贫资金7.2亿元，落实产业扶贫项目571个，立足咸宁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发展形成茶叶、油茶、楠竹、水产、湘莲、蔬菜等12个扶贫支柱产业。咸宁市192个贫困村共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798个，实现了合作组织贫困村全覆盖。
革命老区湖北红安县地处大别山区，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曾一度高达11万，产业与就业问题相对突出，成为攻坚重点。红安县扶贫办明确提出：确保每户贫困户有2个以上收入来源。
由于大多数贫困户发展产业能力较弱，红安县一方面争取和用足国家政策，为贫困户创造“被动收入”，同时通过奖补等方式，鼓励贫困户主动增收。三年来，红安县已成功引进农业项目155个，新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120多个，带动数万户贫困户脱贫，户均增收8000元。
同时，为了帮助贫困户“提神”，不少地方张贴有针对性的标语和宣传口号。记者在湖北调研发现，“国家政策好，我们更要加油干”“积极发展产业，脱贫动力不竭”“扶贫不能靠等，关键自己要干”等接地气的宣传鼓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等靠要”风气有所减少。
花好钱 立好人
在西部山区某乡镇，按照当地水利方面“十三五”规划，将建设一座兼顾饮用、灌溉的水库；按照交通方面规划，一条快速公路将穿过水库所在区域。且水库、公路都已投入一定建设资金，无论修改哪个规划，都会造成浪费。
记者调研发现，贫困地区发展迫切需要项目带动，但部分扶贫项目缺乏科学论证规划，实际执行困难。一些项目立项主导部门不同，甚至互相“打架”，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
此外，在部分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出现“资金趴窝”怪象。一位贫困县县委书记介绍，扶贫项目点多面广，但报账程序繁琐，有时为了赶进度，不得不“先建再补”。而扶贫资金往往是跟踪审计、封闭运行，一些账目短时间内无法报销。
对此，部分受访县级融资平台公司负责人表示压力很大，特别是一些需要地方资金配套且地方资金占大头的扶贫项目，启动难度较大，无形中加重地方债务。
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尽快完善扶贫项目规划的调整备案规定，加强部门间协调统筹，提高项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使用程序，确保扶贫资金“好钢用在刀刃上”。
除去项目实施方面面临的难题，贫困地区人才匮乏问题突出，有经济头脑、愿意带头的“能人”资源十分短缺，直接制约脱贫进程及效果。
“全县300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约八成无法正常运转，有的存活一两年就解体了。”贵州一位县农业局农经站站长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接市场、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
为此，多地积极开展探索。例如在贵州，当地省科技厅成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每年拨款2000万元用于重点资助20个极贫乡镇开展产业脱贫攻坚工作。围绕极贫乡镇产业需求，以选派对口的科技特派员作为技术中坚力量，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引进转化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开展农村信息化服务，推广“公司＋合作社＋科技人员＋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多种模式，解决贫困村因发展人才匮乏而导致产业发展缓慢的难题，带动地方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保护好干实事的扶贫干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有的地方，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出现了重问责、轻奖励的苗头。多位受访基层扶贫干部反映，档案检查、干部座谈、贫困户走访，基本每周都要迎接不同形式的检查，有些检查流于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迎检负担”。
在中部、西部调研时，有受访扶贫干部对记者说，一些检查由第三方机构实施。但由于这些机构对当地实际情况了解不深入，脱贫验收时或按照文件规定的条条框框执行，或片面听取贫困户的意见，为此而受处分的干部是“流汗又流泪”。
还有的检查仅以贫困户的满意程度为标准，使得少数人产生“我是贫困户我怕谁”的心态，一线扶贫干部为了取得满意度而迎合贫困户，不能将扶贫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河北、贵州等地干部群众建议，扶贫检查要讲究方法，还得“有度”，不能落入形式主义“怪圈”。脱贫攻坚要高压也需减负，要问责也需激励，有必要将工作和检查重心转移到干实事、见实效上来。
在适当减压的同时，建立完善基层干部容错机制和奖励机制，最大程度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扶贫创造性，是记者在调研中最频繁听到的呼声。
当前，由于基层扶贫工作内容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村支两委干部几乎全脱产地投入其中，但每月报酬仅在2000元左右，远低于其外出务工收入。再加上部分干部因为本领恐慌、自身调节适应能力差等原因提出辞职，由此导致的扶贫干部队伍“人才短板”问题，亟需予以重视。
受访基层干群建议，建立根据任职的地理位置、服务年限、岗位责任等因素浮动的基层干部待遇调整机制，加强干部能力培训和心理疏导，为一线扶贫干部的思想能力“脱贫”，从而带动形成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勠力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记者 梁建强 白明山 向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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