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女儿”樊锦诗：只因为在书中多看了你一眼

　　樊锦诗在香港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10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新华社香港10月7日电　题：“敦煌女儿”樊锦诗：只因为在书中多看了你一眼

　　新华社记者 陆敏 张雅诗

　　天下可能没有比樊锦诗更专注、更长情的“学生”了。

　　只因为在中学课本里读到了“敦煌莫高窟”，“也不知道是注定有缘还是什么，我读了那篇课文，就一直忘不了。”樊锦诗说。

　　在戈壁荒漠的漫天风沙里，她用将近一甲子的时光将敦煌这本“书”一读再读，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无论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永远是才疏学浅的小学生。”

　　这位“敦煌女儿”在这不毛之地一待就是56年，保护了735座千年洞窟，并致力于传承敦煌文化。

　　金秋十月，刚刚荣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来到香港，获颁第四届香港“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

　　10月3日，在香港会展中心的颁奖礼上，樊锦诗说：“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事业。”

　　苦行者：埋首黄沙半个多世纪

　　眼前的樊锦诗，白色衬衣外面套着一件黑色薄毛衣，白发皓首，气定神闲，知性中糅合了几分文化浸润下的开阔气场。坐在面朝维多利亚港的酒店窗前，81岁的樊锦诗娓娓而谈，说话时会用北方的儿化音，但仍然掩不住明显的上海口音。

　　1963年，25岁的上海姑娘、北大学子樊锦诗奔赴西北苦寒之地，埋首黄沙，这一去就是半个多世纪。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樊锦诗一天只吃两顿，喝的是盐碱水，住土房、睡土炕、用土桌。“每天这里拍拍，那里拍拍，都是土”，她拍拍左右胳膊，比划着当时的情景。

　　白天去洞窟，必须要爬蜈蚣梯。

　　什么是蜈蚣梯？就是一根棍子上分出不同的短叉，通过攀爬这些短叉上下的“梯子”。“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梯子’，还那么高”，81岁的樊锦诗一边比划一边往脚下看，宛如当年站在梯子上那个心惊胆战的小姑娘。

　　因为害怕，樊锦诗每天都会在身上揣几个干馒头，尽量不喝水，少去厕所，以免攀上爬下。

　　现实生活如此艰苦，而洞窟里却宛若仙界。“完全是两个世界，陶醉、震惊、震撼，反正怎么形容都可以，简单说就是太美了！太好看了！内容太丰富了！”

　　当时，一些老画师在洞里临摹壁画，洞里没电，他们想出个土办法。早晨太阳从东边出来，洞窟坐西朝东，他们就拿一面镜子对着太阳，再拿一张白纸，靠反光来照明，就这么在洞里临摹，居然临出了许多艺术精品。

　　还有敦煌研究所带头人常书鸿、段文杰，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物专家，却脚蹬布鞋，穿着打扮与当地农民无异。经过他们将近20年的整理，在几乎没什么经费的情况下，莫高窟初步有了个样子，看起来不那么破败了，樊锦诗心里很佩服他们。

　　从此，这位江南姑娘尽心尽力做起敦煌文化的供养者。

　　樊锦诗在香港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10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守护者：让壁画最美容颜永驻人间

　　1000多年的绵长历史，735个洞窟、24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莫高窟规模之宏大超乎想象。壁画本不易保存，尤其是色彩绚丽的敦煌壁画，极易老化褪色。随着旅游开发的推进，大批游客到访，他们每一次进洞时，空气的流动都对壁画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对比一百年前的壁画，莫高窟壁画色彩消退、日渐模糊”，樊锦诗心里着急。

　　一个偶然的机会，樊锦诗到北京出差，一位遥感测量专家给她展示了电脑里的图像，樊锦诗第一次知道了图像只要数字化，就能永久保存下来。“我一听就想，壁画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她由此产生了“数字敦煌”的大胆构想，要为莫高窟建立数字档案，将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使莫高窟的历史信息得到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

　　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经过十多年的科技研发，2016年5月1日，“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古老的敦煌通过现代科技焕发出新的生命。全球观众可在线欣赏30个经典洞窑的高清图像，全景漫游这座人类文明宝库。

　　千年壁画的最美容颜，由此在人间永驻。

　　在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展览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樊锦诗正是这样痴心的守护者。

　　弘扬者：让敦煌文化走向世界

　　樊锦诗与香港有着不解之缘。

　　“第一个帮助我们的是邵逸夫”。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邵逸夫匿名向敦煌研究院捐了1000万港元。“当时我们穷到什么程度？莫高窟连窟门都没有，风沙直接吹进洞窟里。”征求邵逸夫的意见后，他们为洞窟安装了玻璃屏风和门。

　　第二个是饶宗颐。他是国学泰斗，人文学识广博，对甲骨文、考古学、历史学、文学、敦煌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饶老几次去敦煌，对敦煌的历史文化十分着迷。樊锦诗与饶老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后来，樊锦诗主持的26卷《敦煌石窟考古全集》在香港出版，饶宗颐先生对此由衷赞叹：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1987年，樊锦诗第一次来香港。“那时候除了学术界，很少有人知道敦煌。”樊锦诗说，现在不仅很多人都知道，甚至还出现了“敦煌热”，很多香港人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包括捐款、办讲座、帮着做各种文化推广。后来香港的朋友说，干脆成立一个组织，叫“敦煌之友”吧。

　　“我非常感动，他们不在这里领取一分钱，还聘请了律师，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后来，更多的香港政商界人士陆续加入了团队，在国际上推广敦煌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敦煌。”

　　在敦煌文化里浸润愈久，樊锦诗愈发觉得这是“百科全书式的宝库”。这些年来，樊锦诗为传播和弘扬敦煌文化四处奔走，不仅到国内外办展览，还主动进学校、进社区去普及和推广敦煌文化。

　　她说：“过去我们要‘进洞’保护，现在我们要‘出洞’弘扬，要让敦煌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对于名利得失，樊锦诗早已云淡风轻。“要计较得失，我早就离开敦煌了。”说起吕志和奖的奖金，她说：“我对这个钱没有别的盘算。我在想，怎么用这笔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能为这个世界的和谐与发展作贡献。”

　　81岁的老人，眼神平和坚定，如大漠般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