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贵阳12月23日电 题:壮阔大迁徙——写在贵州全面完成188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之际
新华社记者李银、杨洪涛、汪军
“全面完成188万人易地扶贫搬迁!”12月23日,贵州省经济工作会议上传出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按照规划,“十三五”期间贵州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88万人,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省份。
从数量上看,贵州易地扶贫搬迁规模相当于冰岛全国总人口的5倍多;从时间上看,贵州仅用了4年;从安置方式看,贵州95%以上实施城镇化集中安置,将彻底挪穷窝、换穷业、断穷根。
告别穷山僻壤 住上城里新居
月亮山区,在外人看来是一个美丽的名字,但在贵州却曾经是贫困的代名词。这里山高、坡陡、地势切割大,既阻挡了群众出山的通道,也成为脱贫路上的“拦路虎”。
“今年,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的时候,我们也搬进了新房。”月亮山区腹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贵运社区安置点46岁的苗族群众张先金,10月6日搬进了新房,至今难掩内心的喜悦。
他老家在从江县丙妹镇上歹村,住的是破旧木房。由于家境贫困,他被迫去西藏、四川、重庆、湖南、江苏等地打工,走南闯北的经历让他搬出大山的愿望更加迫切。然而,面对搬到城镇所需的巨额资金,他一次次“有心无力”,梦想也一次次破灭。
2015年12月2日,贵州省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启动。这一消息,让他重燃梦想。
“摸底调查时,我马上报名搬迁。”张先金说,现在一家4口如愿住上了城里的新房,他在社区当保安队长,妻子在社区做保洁,有了稳定的收入,两个孩子一个中专毕业、一个在县城读初中,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张先金生活的变迁是贵州188万移民群众的一个缩影。
全省有9000个贫困村、493万贫困人口、贫困人口数量排全国第1位……这组沉甸甸的数据反映的是2015年贵州省的贫困情况。
全省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73%的面积为喀斯特岩溶地貌、全国唯一无平原支撑的省份……这是贵州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
贵州省生态移民局党组书记王应政说,从省情实际和贫困群众长远利益出发,贵州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当头炮”,不断拓宽生存发展空间,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生活条件,最大限度释放易地扶贫搬迁红利。
围绕“人往哪里搬、钱从哪里筹、地在哪里划、房屋如何建”等问题,在实践中,贵州探索出了“六个坚持”,即坚持省级统贷统还投融资机制、贫困自然村寨整体搬迁为主、城镇化集中安置、以县为单位集中建设、不让贫困户因搬迁而负债、以产定搬以岗定搬。
然而,“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自古以来,安土重迁的思想深深烙印在群众脑海。短期内动员上百万人搬迁是何其艰难?
一遍遍讲政策、一次次摆道理、一本本算收入账……为了说服群众搬迁,数万名基层干部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农家庭院,跑断了腿、说破了嘴,最终一一解开了贫困群众的心结。
“贫困群众最初不愿搬,后来争着搬。现在还有人问有没有搬迁名额。”铜仁市生态移民局长期从事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干部任煜说。
四年多来,贵州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全省建成安置点946个,累计建成住房45.39万套,安置188万人,整体搬迁贫困自然村寨10090个,上百万山区群众过上了城里人生活。
各族群众“创新业” 增收致富“稳住心”
“搬进了城、离开了土地,怎么生活?”这是每一名搬迁群众的必答题,更是摆在每一名扶贫干部面前的头号难题。就业情况如何,直接决定了搬迁群众能否稳得住。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推进,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百花齐放”的就业格局让贫困群众心里逐渐有了底儿。
长期以来,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贵州一直是传统劳动力输出大省。“既要继续鼓励外出务工就业,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就地就近就业。”遵义市生态移民局局长黄泽越说,为了盖房子,很多贫困户要外出打工一辈子。现在有国家政策支持,在城市里安了家,不管在省内还是在省外,只要能就业,生活就有了保障。
在很多地方,短期劳务输出仍是搬迁群众的就业主渠道。乌蒙山区娄山关下,家住桐梓县蟠龙社区的搬迁户娄方龙,经遵义富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介绍,到成都富士康工作3个月,收入2万多元,后来又辗转福建、深圳等地短期务工。“合同一般3个月,保底月收入4000元。哪里工资高,就去哪里。”公司负责人涂洪利说,公司总部在郑州,在全国80多家大企业都有专人对就业人员跟踪管理。
在同样经济欠发达的从江县,为解决移民就业问题,当地除因地制宜发展百香果等特色产业外,着重在组织化劳务输出上下功夫,组建了县劳务就业工作专班、扶贫就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补贴。
“工资准时发,一分不少。打工不再东奔西跑。”从江县加榜乡平引村“90后”小伙韦开平,经扶贫就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介绍,今年10月到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一家食品加工厂上班,政府按照每人300元标准配备了行李箱、被子等,现在每月收入近3000元。
记者走访多地多个移民安置点了解到,由于实行城镇化集中安置,城市人口聚集效应日益凸显,安置区就业机会逐渐增多。
去年9月,武陵山区铜仁市思南县南山村56岁的安景绪一家5口搬到200多公里外的万山区丹都街道旺家花园安置点。刚搬迁那会儿,附近还没有超市,他尝试着摆地摊卖生活用品。后来,搬迁入住的人越来越多,他申请到了贴息贷款、场租补贴,租了门面开起超市,如今每天营业额上万元。
“养家糊口不存在问题。”安景绪说。见生意兴隆,他叫回了常年在外打工的儿子在安置点开了一家理发店。
搬迁后,一些手脚勤快的群众找到了更大的就业空间。
“做月嫂,每月收入7000元左右。现在订单已经排到了春节之后。”正安县瑞濠街道新龙孔居委会的移民户米莉说,搬迁前她丈夫外出打工,她带着两个孩子在乡镇上租最便宜的房子“陪读”。与日俱增的家庭花销,压得小两口喘不过气来。
“前些年真是有点绝望。现在做梦都会笑醒。”32岁的米莉说。搬迁后,经过社区“黔灵女”家政培训,她拿到了月嫂初级证书,由于口碑好,订单应接不暇。
“上有老、下有小”的搬迁群众就业怎么办?贵州各安置点普遍采取在社区开设扶贫车间、设置公益性岗位等做法破解就业难题。
地处滇黔桂石漠化地区的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布依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76.8%,是贵州省深度贫困县。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十三五”期间,全县搬迁8.75万人。
为解决广大搬迁妇女就业问题,册亨县借助全县70%的布依族妇女都掌握纺纱、织布、染印、刺绣、制作手工民族服饰技能的优势,开展“锦绣计划”打造扶贫产业。如在“百口新市民居住区”开设的扶贫车间,提供绣花、织布、纺线、缝纫等就业岗位1000余个,因就业方式灵活,广受欢迎。
据贵州省生态移民局统计,截至目前,全省搬迁劳动力累计就业创业65.55万人,户均就业1.62人。
安置小区展新颜 群众跨入新时代
黔西南州,晴隆县三宝彝族乡,全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
《晴隆县志》记载,三宝乡的苗族、彝族群众在明清时期为躲避战乱而迁徙至深山。
地处石漠化片区、全乡村寨都“挂在”半山腰、全乡只有一条公路与外界联通、乡内无一条河流……躲进深山的先辈们保全了性命,却让后代陷入了贫困旋涡。
搬!整乡搬!2016年,省、州、县、乡多次研究后,最终决定在县城城郊的山坡上打造一个阿妹戚托小镇,对全乡1233户5853人实施整乡搬迁。
如今,走进阿妹戚托小镇,只见褐墙灰瓦、花窗雕栏的安置房依势而建、错落有致,硬化的串户路干干净净,不时会有热情好客的三宝人邀请你去做客。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三宝”已然诞生,正在昂首跨入新时代。
搬迁只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因病致贫是三宝乡群众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未搬迁前,全乡卫生院7名医务人员中没有一名执业医师,仅能提供门诊服务,而村卫生室更没有稳定的医务人员。
阿妹戚托小镇新建成的卫生院设有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肠道发热门诊、外科及全科诊室、内科儿科诊室等,并新配备了DR室、B超心电图室等,还开通了远程会诊系统,可满足上万人基本就医需求。
“以前村卫生室只能打疫苗,没有药卖。去乡卫生院看病走路要1个小时。”30岁的苗族搬迁户杨登贵说,现在走路10分钟就能到安置点卫生院,从挂号、就诊到开药,每个环节都有专门医护人员,普通的病不出社区就能看好。
为帮助移民“快融入”,贵州按照“安置点建到哪里,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系就覆盖到哪里”的要求,及时建立健全管理机构、群团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
据贵州省生态移民局统计,2019年全省整合各类资金25.23亿元,新建和改扩建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学校197所;新建安置点医疗卫生项目326个,正在建设12个,基本满足搬迁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新建安置点社区服务中心(站)290个、居家养老服务中心215个、儿童服务中心184个。
铜仁市万山区丹都街道龙生社区的“四点半课堂”今年12月9日正式开班,已经吸引了300余名小朋友。每天四点半一到,小朋友们便蜂拥而至,安静的楼道顿时热闹了起来。
“小孩子在这里做作业更积极。”搬迁群众庹珍妮说,大儿子在安置点的学校读书,放学后功课有人辅导后,帮了家长们的大忙。
当前,贵州各地正进一步全力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培训和就业服务、文化服务、社区治理、基层党建“五个体系”,全力做好脱贫之后小康路上的“后半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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