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现场｜重症隔离病房是我最该出现的地方

　　我在现场，记录瞬间，成为历史。

　　从2019年12月，武汉肺炎疫情出现伊始，一直到刚刚过去的除夕、大年初一，记者的数十位同事一直坚守在武汉抗疫、防疫的最前线：无论是华南海鲜市场，还是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无论是人流密集的机场、火车站，还是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他们一直在武汉，一直在疫情发生、发展的现场，不断地发出关于疫情的最新报道。

　　从1月26日开始，我们陆续刊发三位摄影记者：肖艺九、熊琦和程敏从武汉发回的现场报道。

　　↑ 2020年1月23日，新华社记者采访结束后，用酒精进行人车消毒。

　　重症隔离病房是我最该出现的地方——记者熊琦

　　▲新华社记者熊琦

　　1月23号的凌晨3点，我被朋友的电话从睡梦中叫醒：“疫情严重，武汉可能马上要封闭。”

　　我心中一惊，整夜无眠。前一天刚刚从武汉回到老家，准备在老家过年，但一座千万级的城市因为疫情而封闭，作为一个记者，如果不在现场，我无论如何都会遗憾终生。

　　清早收拾行装，告别亲人，叮嘱他们注意防范，便独自踏上返回武汉的高速。中午12点，到达武汉西高速收费站，排队的司机正在接受体温检测，焦急地想在禁令生效前离开武汉回家。

　　从高速公路收费站开始，我边走边拍，在武汉的街头巷尾，记录着这个城市最为艰难的一天……等下午回到家中，查阅相关报道，发现医护人员的照片非常少。没有核心隔离区的照片，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失。我随即采购了足够支撑一周的物资和食品，做好了独自隔离的万全准备，并下定决心第二天进入核心隔离区，记录医护人员奋战在疫情防控战一线的画面。

　　第二天中午，在中南医院重症隔离病房的清洁区，帮助我套上一层又一层的防护服后，外勤护士离开了。我对着镜子拍下了可能是职业生涯中最不帅的一张工作照，然后，独自走向隔离区。

　　重症隔离病房内声音很少，监护仪的滴答声中穿插着医护人员简短的交流。每名医护人员负责两张病床，都在紧张地忙碌。

　　有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因为害怕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护士长马晶瞥见了，马上走过去握住她的手，轻声安慰她：“不要害怕，可以治愈的，我们一直都陪着你……”

　　穿上隔离服的医护人员只能露出一双眼睛，谁也认不出对方，于是他们进入隔离区的第一件事，就是相互在隔离服上写下对方的名字或者外号，有时还会艺术创作一下，这成了隔离病房里“神秘的仪式”。

　　患者黄淑丽在经过十余天的治疗后，已经退烧，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与她交谈时，笑着给她拜了个年，她也双手合十回礼。

　　半个小时之后，她被转入普通隔离病房，走之前医护人员开玩笑：“别再‘进来’了！”她也笑着回答：“再也不‘进来’了！”

　　口罩的雾气时不时地糊住眼镜镜片，隔离服闷的我浑身是汗，但心中的使命感，不断地催促我：再多拍一点，再多拍一点。

　　拍摄完成，我坐在隔离病房的凳子上休息，虽然精疲力尽，内心却无比坦然。没有犹豫，也没有丝毫恐惧，作为新华社记者，我知道我出现在最该出现的地方，这也是成千上万医护人员日夜奋战的地方，无数病人寻找生之希望的地方。

　　从隔离区出来，正好赶上夜班的医护人员在吃饭，简单的盒饭和酸奶，听到他们的玩笑，我才意识到，这就是他们的年夜饭。十分钟后，他们换装上岗，在隔离病房里度过了今年的除夕夜。

　　从医院采访结束出来，回家路上，武汉汉秀剧场的外墙上闪烁着“武汉加油”的几个大字，在有些暗淡的城市夜景分外耀眼，我停下了车，举起了手边的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