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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辅导市场良莠不齐 你家孩子的“小灶”管用吗

文章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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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2-02 06:38:39

  寒假课外辅导市场热度不减一些机构无资质全靠忽悠家长

  课外辅导机构良莠不齐亟待有力监管

  中小学生的寒假时光已经开启,可对不少孩子来说,假期可能是假的。

  尽管不用去学校,但一些孩子依旧忙碌,辅导班成了他们新的去处,课后作业与上学时相比丝毫没有减少。

  在国家连番要求“减负”的背景下,课外补习市场缘何持续火热?这些“小灶”真的管用吗?

  课外辅导市场火爆

  “减负后,从理论上来说,学生的课后作业变少了,课业负担会减轻。可是,学生写作业的地点早已从学校转到了课外辅导班。”河北省邯郸市育华中学教师何宁(化名)说。

  何宁告诉记者,有些辅导班的授课老师其实就是学校教师,他们会特意在辅导班上讲更多的题,讲的更细致,以此吸引更多学生报名。“尽管这是违反规定的,但是依旧屡禁不止”。

  在北京市一所中学担任教师的梁静,也认同课外辅导机构流行的观点。

  “在北京,很多孩子都在上课外辅导班。从目前来看,上辅导班的孩子都是补语文、数学、英语。不过,随着考试科目调整,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等科目可能也会进入辅导班的补习目录。总而言之,对孩子来说,哪科弱就补哪科。”梁静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在邯郸一所中学担任政治老师的王枫,对课外辅导班有更深的感触,他的弟弟就在上辅导班。

  “我弟弟现在上初中。以前,我还能辅导他,但现在不行了,题目太难,而且有些知识点也都忘了。再说,在家里,我是姐姐,他根本就不听我的话。所以,还是把他送到了辅导班。”王枫说,据她了解,现在很多孩子都在上辅导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几乎所有科目都有人在补习。一些学校附近就有不少辅导班,学生来去也方便。

  除了上辅导班,给孩子请家庭教师也是不少家长的选择。

  在天津市一家大型教育培训机构担任辅导老师的韩瑶,在上大学时就兼职家庭教师。

  韩瑶告诉记者,辅导班收费一般都比较高,普通工薪家庭大多选择请大学生做家庭教师。

  “我进入教育培训这个行业,完全是巧合。上大学时,有一次临时替舍友去给孩子补课,没想到因为讲得好被留用了。最开始没有经验的时候,1小时30元。后来逐渐有经验了,每小时100元。”韩瑶说,讲好课也是树立品牌的过程。家长之间会互相分享教师资源,我教的第二个学生就是第一个学生的家长推荐来的。

  辅导并非都有效果

  付出了时间和金钱就一定能提高成绩吗?

  “我弟弟成绩太差了,参加辅导班后,成绩略微有点提高吧。不过,即便成绩没有提升,也会继续上辅导班,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图个心里安慰。朋友、邻居的孩子都在上辅导班,总不能让自己家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王枫说。

  梁静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上辅导班的有两类学生,一类是本身学习很好,但想出类拔萃、更加优秀,这类学生上辅导班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另一类是学习成绩不太好的,这就因人而异了,总体来说感觉成绩并没有提高多少。

  参加辅导班是否有效果,除了学生本身的原因,与辅导机构的师资力量也有很大关系。

  韩瑶告诉记者,她现在工作的教育培训机构规模很大,在全国开办了400多个学习中心,算是大型企业,教学质量也能够得到保障。培训机构的老师都有本科以上学历,只要讲课讲得好就可入职,教师资格证并不是必备的证书。“不过,领导有时候也会忽悠家长。一般来说,家长更希望授课老师是师范院校毕业的,所以领导就要求我们对外声称是师范生,让家长更加信任我们”。

  当然,并非所有辅导机构都对师资有要求、都能保证辅导教学质量。

  “我曾经在一家小型教育培训机构工作,那里的问题实在太多,没过几天我就不干了。”韩瑶说,那家教育培训机构虚报老师学历,而且没有正规执照,他们拉学生家长全靠连哄带骗。“有些家庭的经济条件不算好,但家长都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交给了这家培训机构,我看着挺难受的”。

  严格监管培训机构

  给中小学生“减负”一直是国家硬性要求,不少家长也抱怨孩子作业太多。在此背景下,为何还有这么多课外辅导机构?课外辅导机构良莠不齐的问题怎样解决?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根据相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不得在校外兼职。从目前来看,这一规定有一定效果,多数在职教师会拒绝在外补课。在这种情况下,课外辅导机构的需求就增加了。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考试评价体系,目前这些课外辅导机构都是围绕如何提高学生的分数展开教学,这是有问题的。美国的课外辅导机构比较少,学生的课外活动比较丰富。所以,如果能让我国这些课外培训机构开展更多样化的活动,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那就是健康的课外辅导方式。

  在储朝晖看来,目前很多课外辅导机构只是经过工商部门登记,并不归教育部门管理,教育部门对此类辅导机构没有行政执法权。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我国对课外辅导机构有明确的要求:培训机构必须有证有照经营。可是,现实中这种有证有照的监管方式反而导致大量监管之外的情况发生。比如,有的培训机构只有营业执照没有办学许可证,在这种有照无证的情况下,机构会首先办理教育咨询的工商营业执照,之后再扩大经营范围,开展教育培训等超出经营范围的业务。再比如,有些培训机构既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办学许可证,属于无证无照经营。按理来说,无证无照机构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与无证有照相比,无证无照的情节更严重,但是在现实中无证无照反而处于监管之外。教育部门认为这种机构未办理办学许可证不归教育部门管理,工商管理部门认为也不应该纳入他们的管理范畴,结果就是此类机构长期处于欠缺监管的状态。

  “另一方面,目前还没有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进行明确限制。许多国家明确禁止超前教育,并且出台了《超前教育体系法》。比如,孩子上小学三年级,就不能培训七年级的内容,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教育体系。我国已出台了学前教育‘去小学化’的规定,但在落实上还是流于形式。”熊丙奇说,教育培训机构应该按照工商企业进行管理,不用办理办学许可证,但是应该履行备案制。也就是说,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都必须到教育部门备案,教育部门根据备案项目建立起教育风险准备金。这样一来,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都被纳入了监管体系,相关部门也可以对机构进行过程性监管。目前我国的前置性审批存在情况复杂、落实困难等问题,备案制不失是一个好办法。

  “总的来说,不少教育培训机构都存在无证无照或者各式各样的违规经营问题,相关部门必须依法治教,通过立法来规范所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同时也要对教育培训机构的违法经营、超前培训加大监管和处罚力度。”熊丙奇说。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黄慧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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