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为何信这些满身争议的“上师”？
李安导演的好莱坞大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让人体会印度人信仰的“神”之多，在中国热映的印度影片《我的个神啊》则揭露另一个现象：在印度，“神的使者”也很多，并且影响力巨大。
２８日因强奸罪而被判２０年监禁的印度“真业之家”组织头目古尔米特·拉姆·拉希姆·辛格就是这么一个“神的使者”，在信徒口中，他们通常被尊称为“上师”。
资料图片：印度西北部两邦发生大规模骚乱。这是8月25日在印度哈里亚纳邦班杰库拉拍摄的骚乱现场。据《今日印度》报道，骚乱是由当地一宗教组织的信徒抗议该组织头目被认定强奸罪成立引起的。
【那些年被逮捕的“上师”们】
印度中央调查局一个特别法庭本月２５日裁定辛格强奸两名女信徒罪名成立后，在其信众分布最广的哈里亚纳邦和旁遮普邦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导致近４０人死亡、２５０多人受伤。法庭不为所动，２８日判处辛格２０年监禁。
这场审判让印度媒体、公众重新关注印度社会中一个现象：和辛格一样备受争议的“上师”们能量为何如此巨大？
辛格案“提醒”印度最高法院：另一名“上师”阿萨拉姆·巴普所涉强奸案拖了４年，至今未决。“为何审讯拖延这么久？告诉我们为何你们还没给受害者做检查。”最高法院对古吉拉特邦发出质问，要求邦政府提交进程报告作出澄清。
现年７６岁的巴普被控于２０１３年强奸一名１６岁女学生，当年８月至今被拘禁于拉贾斯坦邦一所监狱。两个月后，他与帮他打理事务的儿子一起被指控在古吉拉特邦强奸一对姐妹，父子俩至今仍在等候审理。其间，３名目击证人神秘死亡。
２０１６年４月，４３岁的“上师”孟迪·卡西姆因强奸７名女孩被孟买一家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他的信众中有四姐妹生出的儿子均罹患精神疾病、女儿皆健康，他要求这４名女信徒把女儿们送来让他“治疗”，确保她们今后能生出健康孩子。
２０１４年，法庭对自称为１５世纪印度诗人转世的朗帕尔·马哈拉杰发出逮捕令，罪名包括合谋杀人。他被一众拥趸用石头、自制炸弹层层保卫起来，遁入他的修行院。警察花了几天才突破重围，将他逮捕归案。这场冲突死了６个人。
马哈拉杰的信徒称，这名“上师”定期泡牛奶浴，然后将浸润了其“灵性”的牛奶做成一种糯米点心，信众吃了可以治病。
【“制度化宗教的穷表亲”】
在获罪前不久的８月１５日，辛格在哈里亚纳邦锡尔萨镇的“真业之家”总部开始为期一个月的５０岁生日庆祝活动。当地媒体报道，邦政府几名来自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部长亲自上门“祝寿”，其中一人还给辛格的团体献上５１０万卢比（约合８万美元）捐款，用于“发展体育设施”。
路透社采访的一名农民说，有罪判决不会阻止他继续追随辛格和“真业之家”，因为辛格改变了他的人生：“我过去天天喝酒，和老婆打架，花很多钱治病。我家里人都说我现在完全改头换面了，我们的生活恢复了安宁。”
在“真业之家”，辛格给贫苦的信众提供免费医疗和教育，放映歌颂他自己的《神的使者》系列电影，售卖他创办的“神的使者”品牌食品。在获罪之前，印度最有名的板球运动明星会专程前来“朝拜”，媒体记者每天在大门外等着他出现，他的每次演讲都能吸引数万听众。
“穷苦人想要逃避现实的路径，这些上师就提供了这类路径。他们给人安慰和希望，”那纳克·德夫上师大学教授苏克德夫·辛格·索哈尔说。他估计，在印度拉贾斯坦邦、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有２５０万人追随各种“上师”。
印度占主流的印度教并没有严格的宗教组织结构，因此无需“官方认定”、各种自称为“神的使者”的“上师”层出不穷。在锡克教徒占主流的北部几个邦也很受欢迎，如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这些“上师”领导的各种“精神修炼”团体游离于主流宗教派别之外，《印度时报》一篇报道曾形容它们是“制度化宗教的穷表亲”。
“上师”往往扮演慈善家角色：他们给信众开设免费食堂、诊所、学校等设施，填补印度中央及地方政府往往疏于提供的公共服务空缺。
在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下，低种姓穷人从“上师”那里得到一种安慰：他们也可以通过追随“上师”，得到更好的生活。有分析指出，“上师”信众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和富有阶层人士，在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变革的当今印度，“上师”给这些人带来某种集体感和生活目标。
【“上师”的“粉丝”经济和“粉丝”政治】
新一代的“上师”如辛格，更加高调，更加富有，也更具煽动力。除了强奸罪，辛格被指控曾鼓动多达４００名男信徒“自宫”，其“洗脑”功力可见一斑。
还有一些“上师”身上的争议不像辛格这么多，但影响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巴巴·拉姆德夫是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好友。他开创的日用品品牌在印度十分红火。斯里·斯里·拉维·尚卡尔则在富人当中相当受推崇，从印度红到了北美洲。
这些人在民众当中的号召力远超一般政客，后者不但无心去压制，更乐于借重这种能量去帮自己争取选票。过去执政的国民大会党、现在掌权的人民党在近年多次选举中都曾得到辛格“粉丝”支持。
“政界人士对这些‘上师’半是畏惧半是尊崇，所以后者才拥有这么大的非官方权力，”印度社会评论家桑托什·德赛说，“今天的‘上师’曝光率更高，更有钱，更具有消费主义光环。他们就是品牌。”
辛格的律师称准备上诉。研究“上师”现象的政治学家伦基·拉姆说，辛格一旦服刑，其群众基础将大大削弱，追随者将渐渐离去，但印度的“上师”文化还远未走向末路。
“政客通过‘上师’谋求选票，百姓向‘上师’寻找社会和心理问题的解答。然后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因为他们会想如果政客都来找‘上师’，他肯定是个重要人物，”拉姆说，“这就是个恶性循环。”
清华大学南亚问题学者毛克疾说，“上师”和他们的信徒代表印度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种常见的政治资源组织形式——“庇护关系”：“上师”以宗教领袖的身份，为信众提供精神慰藉、人身保护、政治地位和经济分红等庇护，信众则为“上师”提供政治选票、经济供养，必要时充当“炮灰”。
毛克疾说，过去，庇护者角色更多地由地主和氏族领袖担任，但在新的政治传播趋势下，擅长超越地理限制的精神宣讲的“上师”们更能脱颖而出。辛格的例子很典型，他的电影、音乐短片（ＭＶ）、公益活动和商业模式都能极大地动员追随者。
印度“上师”善用现代传播手段的同时，也喜欢挥舞印度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大旗。譬如，巴普的知名言论之一就是称“情人节”是西方文化侵略方式、会教唆印度少年人“干坏事”，而辛格在很多宣传材料上也常把自己与印度国旗、国会等政治符号对接。（沈敏）（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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