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7月5日电（记者常红 覃博雅） 今日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布的《二十国集团（G20）经济热点分析报告（2017-2018）》称，随着越来越多的安全和社会性议题加入，G20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事务协调的平台，而是呈现出全球综合性治理平台的特征，将来会肩负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任，在全球治理中担当结构性改革先行者和全球经济秩序稳定者的角色。
G20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变化 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担当
报告分析，G20在全球治理责任担当中的角色变化呈现出四个特征：
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担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G20财长会议升格为领导人峰会，在危机处理中逐渐地扩大议题范围，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织。
责任意识不断加强。在G20财长会议举行之初，G20国家的合作仅仅是为了应对短期困难，上升为领导人峰会后明显地表现出承担全球责任的意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和妥协，以及对共同行动方案的积极落实彰显了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迈进之举。
内部结构趋向平衡。G20是在G8的提议下成立的，发达国家将自己的“霸权”特性带入到G20中，使G20最初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随着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性议题中更多地开始考虑消除贫困、加大援助、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G20内部结构也从不平衡趋向国家间地位更加平衡的趋势。
责任担当范围从局部性逐步扩展到全面性。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消退，G20全球治理的责任范围已明显地从危机应对转向中长期治理，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转向深层次的中长期结构性改革。G20的议题范围不断扩大，全球发展中的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困、难民等社会性问题均纳入其中。
G20在全球治理中面临外部挑战和内部困境
报告指出，随着国际对比力量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寻求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和国际秩序的再平衡，世界经济开始从单极走向多极，构建公平的国际秩序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形成改革全球治理体系、重塑国际秩序的主要推动力。但是，G20在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和构建公平国际秩序中面临着外部挑战和内部困境。
外部挑战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挑战G20全球治理的威信、逆全球化思维崛起挑战G20全球治理的理念、结构性改革的复杂性挑战G20全球治理的意志和大范围领导人更迭挑战G20全球治理的行动。
内部困境主要表现为：行动上的弱约束降低了G20机制的效率、权力上的不平衡破坏了G20的凝聚力、议题上的不合理削弱了G20的核心力和经验上的不充分考验着G20的适应力。
针对以上问题，报告提出，G20要确保历届峰会达成的共识和统一行动的连续性，处理好普通问题与核心问题的关系，并集中力量解决关键性问题。
需要创新驱动，深入推进开展结构性改革。把改革议程纳入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下，使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相统一，供给侧与需求侧相统一，促进不同国家和不同领域政策的协调。
要未雨绸缪，增强全球风险防范意识。从事后治理转向事前监测，加强对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生态风险等防控，提高G20的法律约束力，确保各国行为的自觉性和约束性。
要恪尽职守，强化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主动性。明确责任、强化内部约束，增强全球治理责任的主动性，确保各项共识和协定能转化为实际行动。
要常谋远略，落实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建立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计划和实施步骤，广泛动员国际上的力量，为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政治意愿、发展融资、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支持。
要豁达包容，促进国家间合作关系协调平衡，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
G20应共同努力创造并维护真正的公共价值
报告认为，全球化、国际竞争和G20国内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文化和利益冲突的加剧、价值观念多元化、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并削弱了家庭纽带作用。数字技术和数字网络的快速发展助推了这一过程，使G20面临社会凝聚力建设方面的挑战。
研究表明，社会凝聚力由价值观、社会资本和社会接纳三个方面构成。过去数十年间，G20主要国家在这三个方面上遇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凝聚力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全球化引发价值碰撞与冲突。突出体现在西方“普世价值”与发展中国家传统、民族和相对封闭的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第二，全球化加重政治信任危机。政府对社会风险的辨识和防御难度增加、价值多元化带来的政治诉求多样化、行政腐败、以及低成本的谣言传播威胁着公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第三，贫富差距扩大降低社会公平感。社会底层民众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不信任感。
报告认为，为提升国家社会凝聚力，G20应共同努力创造并维护真正的公共价值，增强超越国界的社会价值认同；提升政府表现与透明度，建立广泛的社会信任；加强政法建设，提高公众社会参与度；重视利用新媒体塑造国家的正面形象；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广泛就业，提升社会公平感。
G20具有进一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强大动力
报告认为，回顾历届G20峰会的议题情况，可以发现，G20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塑造国际气候政策。
报告认为，未来G20具有进一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强大动力。首先，当前,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兴起的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发展趋势，而G20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将气候议题纳入其核心议题的必然原因则显而易见。其次，G20成员国的经济总量、碳排放总量以及化学能源消费总量在全球中均占有最大份额，因此，缺乏G20国家参与的全球气候治理，根本不具代表性和可行性，事实上，国际气候大会中，博弈各方主要是G20成员国，G20成员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直接决定了国际气候大会能否取得预期成果。最后，与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论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能源机构等其他间接国际平台或机制相比，G20成果具有更高的达成效率与可执行性；而与G7相比，G20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与UNFCCC缔约国大会相比，G20具有更高的协调效率。综上所述，“绿色经济是未来全球经济的重要发展趋势”、“G20成员国具有广泛代表性”、“G20机制的自身优势”等三大因素奠定了G20进一步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从而推动G20在更广更深的维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报告认为，尽管G20有充足的动力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但其自身机制的非正式性制约着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发挥，其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气候利益差异制约着G20在气候议题上的共识的达成。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G20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首先，应该合理界定G20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明确联合国主导的多边谈判仍然是最具权威性和合法性的主流全球气候治理机制，G20机制是其合理有效的补充。其次，应该加强G20全球气候治理的相关常设机制建设。第三，积极拓展G20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途径，一方面，G20应该充分发挥其具有广泛代表的优势，平衡发达国家与新型市场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加强对联合国气候大会所形成的决议的再承若与再补充；另一方面，G20应该利用其作为全球层面的领导性、决策机制，充分发挥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第四，为了协调世界各成员国的温室气体减排利益差异，在减排合作的路径选择上应该遵循先自由减排、然后在此基础上搭建有转移支付的强制减排政策。最后，为了执行上述的有转移支付的强制减排政策，需要进一步推进绿色气候基金建设：可以参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行机制加强绿色气候基金组织建设；绿色气候基金组织一方面从各成员国中获得温室气体减排补偿基金，另一方面将补偿基金用于在自由减排量基础上进一步减排的国家或地区；绿色气候基金上缴金额可以根据温室气体减排对各国的福利影响以及经济实力决定，同时，为了调动各国的上缴积极性，应该按照各国上缴金额在总金额中的比例赋予各国在绿色气候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比例。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报告称，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G20国家积极携手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新经济、新业态、新动能、新空间的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互联互通夯实数字经济根基，提升互联网创新动能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各国加速数字化转型和跨越数字化鸿沟；政策协调互联互通搭建G20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围绕特定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究和讨论，在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建立统一经济规则进行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互联互通合作潜力奠定G20国家共享共治基础，ICT发展潜能释放G20数字经济合作潜力，包容联动式发展推动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
报告同时指出，数字经济时代的G20国家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在基本原则、关键领域和支持举措上达成更广泛的共识，为全球新一轮世界经济改革的奠定了基础。首先，G20国家在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方面坚持加快创新引领原则、深化伙伴关系原则、开放式协同合作原则以及维护和平安全原则；其次，G20国家共同致力于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以及电子商务领域在内的关键领域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再次，G20国家建立多层次交流体制机制，加强数字经济的培训与研究合作，充分发挥了“G20主体”系列会议的积极作用，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经验交流。
报告称，数字经济时代下，中国和G20各国一道用切实行动推进互联互通，努力构建覆盖太平洋两岸的亚太互联互通格局、建立多方参与的投融资伙伴关系、在区域和国际合作框架内推进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并促进各领域的密切联系。报告重点总结了数字经济时代G20国家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的治理经验和发展对策并认为，数字技术和创新驱动是G20国家互联互通与共享发展的基本内核，协同创新和包容增长是G20国家互联互通和共享发展的主要抓手，开放合作和安全可信是G20国家互联互通和共享发展的重要保障。
大视窗
新闻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