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１１日电（记者叶含勇 滕军伟）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４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公共图书馆。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图书馆讲述了怎样的“光阴故事”？走进新时代，又如何为美好生活供应更多“精神食粮”？带着这样的追问，记者走访各地，探访群众身边的公共图书馆。
光阴的故事
曹明芳，江苏南京市江宁区图书馆副馆长，１４岁当图书管理员，一干３５年。
“２０００多平方米的４层小楼，现在看它觉得小，１９８６年搬到这儿的时候是全国最大的县级图书馆。”曹明芳说，计划经济时代，办张借书证需要领导签字审批，整个图书馆一年办理５０－８０张借书证，那时候在图书馆算是一份清闲工作。
借书证少，自然去图书馆的人就不多。曹明芳还记得她工作的第一年，零零散散到图书馆来借书的，多是借单田芳讲杨家将之类的章回体小说。１９８３年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热播时，图书馆里的人“唰”得一下多了起来，每天图书借阅量有３００来册。
作为山东济南商河县图书馆的负责人，年过半百的陈芳萍踮一下脚，就能望见退休的期限，可她却觉得身上好似有用不完的劲。“我对象还跟我开玩笑，说你干脆买张床放馆里吧。”陈芳萍笑着说。
“图书馆里的４０多个座位，一天８小时开放，读者始终络绎不绝。”工作３６年，陈芳萍和她的图书馆既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知识热”，也品尝过购书经费难以保障、办公场所遭遇拆迁、四处借地开张的边缘化滋味。
走进信息时代，互联网、移动设备、电子书喷薄而出，传统图书馆的信息、知识优势消失殆尽。但陈芳萍说，一份坚守了半辈子的工作，任谁都会心生依恋，更何况最近几年图书馆绽放新颜，新的馆舍、新的藏书、新的职能都令图书馆生活越来越有味道。
成长的足迹
基层图书馆人砥砺前行，基层公共文化事业硕果累累。
赵喜乐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图书馆的老读者，现在每隔几天就要到图书馆看看最近的报纸杂志。但是，能在家门口借书看书，却是赵喜乐２０年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玉泉区图书馆虽然在１９７７年就已建馆，但是１９９２年老馆拆除后，一直“居无定所”。“图书馆搬了三次家，先后和教育局、文化馆、健身房等共用场馆。受场地限制，图书馆只保留了书库，没有阅览室，读者只能把书借回家看。”玉泉区图书馆馆长刘丽君说。
在各级大力支持下，２０１６年，玉泉区图书馆终于有了固定场馆，３０００平方米的场馆被细分为普通书库、蒙文书库、历史书库、视障阅览室、电子阅览室、少儿馆、家风家训馆等阅读功能区，馆藏图书达１０．６万册，是建馆之初的５倍。
为了满足市民多元化阅读需求，江宁区图书馆不但坚持每晚八点闭馆，周末、节假日也不休息，通过错时、延时开放满足市民的阅读需求，而且主动到学校、企业、机关等为市民办理借书证，让图书馆“走出去”“送上门”，让市民知晓自己能享受的公共文化服务。
读者又回来了，图书馆又“活”了。已经从事３１年图书馆工作的辽宁沈阳市康平县图书馆馆长王雪峰说，现在的图书馆已不再是单纯收集图书的“藏书楼”。每隔几个月，图书馆就会根据村民需求，为全县近２００个农家书屋送去“新鲜血液”。
时代的步伐
“干我们这一行得有‘布道’精神，要想着自己是传播知识，是参与到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大事中，就觉得高大上了，就想得开了。”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图书馆副馆长周晓红说。
２００５年，龙泉驿区刚开始建设８个试点村图书室时，区图书馆１５名工作人员中，有１４名是女同志。但为了节约经费，时任馆长陈绍红经常带着馆员肩挑背扛送书下乡。随着试点图书室一天天成形，原本柔弱的女文青也变成独当一面的“女汉子”。
如今，龙泉山桃花灼灼，不仅花果飘香，更有脉脉书香。
“以后工作就有法可依了，也期待着细则出台。”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让基层图书馆人觉得硬气。江宁区图书馆馆长陈英说，信息化时代对图书管理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她期盼能有更多不同专业的人才加入到图书馆工作的行列。
谈起刚刚出台的新法律，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图书馆馆长葛圣梅的眼睛闪烁着光芒：“随着政府投入力度的加大，县级图书馆将迎来更大发展，可以更好地满足老百姓的精神需求。”
对此，辽宁省康平县图书馆馆长王雪峰同样兴奋不已，他说，公共图书馆法给图书馆的运营和服务指明了方向，像法规里提到的图书馆总分馆制，就可以让文化资源向基层乡村延伸，向贫困地区延伸，“这也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坚持在尝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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