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传奇

　　云南鲁甸龙头山镇沿河村村民在地里采花椒（2016年8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乌蒙山传奇

　　新华社记者李从军、罗宇凡、陈聪、骆飞

　　古代中国，有着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无数奇幻瑰丽、摄人心魄的故事。

　　乌蒙山传奇，就是一个缩影。

　　乌蒙山麓，壁立千仞，林峰苍莽，注定是发生传奇的所在——

　　8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一支红色铁流在这里与彝族兄弟歃血为盟。粗糙的大手，将盛满鸡血酒的大碗高高举起，洪亮的誓言响彻天际：“结为兄弟，愿同生死！”穿越乌蒙，长征路上化险为夷，红军开启了新的征程。

　　长征的引路人毛泽东，在红军越过岷山后回首征程，一句“乌蒙磅礴走泥丸”，回响在天宇之间。

　　80多年后的2017年，春节刚过，乌蒙山深处大凉山巴姑村。党员干部和村里几十条汉子，一饮而尽碗中的鸡血酒，将手中的碗摔得粉碎，齐声吼出：“宁愿苦干，不愿苦熬！”脱贫攻坚战场上，又融入了一支新生的队伍。

　　脱贫攻坚战役的统帅者习近平，放眼告别千年贫穷、迈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一声“13亿多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激荡在神州大地之上。

　　乌山赤水间，历史的交响在这里回荡……

　　从川南泸州进入黔西毕节，再到滇东北昭通，从仲夏到隆冬，大山深处，仿佛巨人的声音还在回响。我们抚摸历史，礼赞传奇，体会着一种不灭的精神，一种无穷的力量……

　　这张拼版照片显示的是云南鲁甸龙头山镇的变化（上图为2014年8月4日摄，下图为2017年11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大山的渴望

　　在乌蒙山彝族地区，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喜鹊姑娘为了追求幸福，不畏强暴，纵身投火，霎时火光冲天，这火成为乌蒙山子民与命运抗争的图腾，火把节由此而来——千百年来，贫瘠的阴影一直在人们头上徘徊，然而，那支点燃希望和光明的火把从未熄灭。

　　乌蒙山腹地，毕节。

　　1985年春夏之交，一片茅草房、杈杈房，人畜混居、摇摇欲坠。有一群人，让新华社记者刘子富的视线再也挪不开了：

　　安美珍，瘦得眼睛深深陷进眼眶。家中4口人，没一件值钱的家当，一床被子摊在床上，破烂得就像一张渔网；

　　王永才，乱发如草，眼神浑浊。几个饭甑子开了裂、发了霉，阁楼上的屯箩里，27个斑鸠蛋大小的洋芋就是全家人的口粮；

　　王朝珍，光线昏暗的屋里，赤着沾满污垢的双脚。她身上的衣裙和身后的土墙一样斑驳，一有人来，便不知所措，右脚搓着左脚，左脚搓着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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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多户农家，家家破烂不堪、户户断炊断粮，面对这样的贫穷，刘子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

　　微弱烛光下，他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报告，传到北京。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示，毕节扶贫从此被列入重要工作日程。

　　贫穷，这是老天爷留下的一道难题——

　　乌蒙山区，横跨云贵川三省，大山连大山，深谷接深谷，十年九灾难，三年两不收，长满石头的旱地坡地生长的只能是贫困。

　　贫穷，这是历史留下的一道难题——

　　接近原始的生产方式，星散的居民分布，几乎从零开始的基础设施建设，全国最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千百年积下的历史欠账怎样才能还清？

　　难道乌蒙山人注定要在石头缝里刨食吃？难道乌蒙山人注定就走不出这大山？

　　“小小马儿修雄鬃，

　　心想带妹路不通。

　　哪天哪日路通了，

　　把妹带着耍昭通……”

　　云南昭通，大山包红旗梁子。

　　山坡上，呷一口酒，耿召富撕扯着嗓子唱情歌。

　　嘴一咧，他露出被烟草熏得发黑的牙。

　　年近60的耿召富，做梦都想带着自己的堂客到昭通去“耍”，但他一直就在山坡上放羊、种洋芋和苦荞，除了年轻放羊时甩着情歌找到了堂客，“穷”就是这个山里汉子最长的记忆。

　　“吃得咋样？”

　　“吃得‘好’啊，一天三只‘箕’——三顿饭都是拿粪箕在地里刨点土豆吃。”苦涩中不乏幽默。

　　土豆、洋芋、马铃薯，一样东西三个叫法，却被乌蒙山老百姓戏称为他们的“三件宝”。

　　贫瘠的高原承载着当地百姓苦甲天下的无奈，可又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在川西南，赤水河畔许多石头坡地上，哪怕碗口大的土地，他们都会撒下一粒种子，种上一颗豌豆；

　　在云南昭通的大山上，2000多米的平均海拔，其他经济作物很难生长，但土豆、荞麦却疯长着，顽强而渴望。

　　茫茫乌蒙山，我们听到苦涩的生活之水激荡着欢笑——

　　“哒，哒，哒……”

　　四川泸州石坝彝族乡。旷野中传来竹竿的敲击声，41岁的盲人王万祥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索着前行。

　　他先天失明，妻子患有智障，一家五口老弱病残。靠一根竹竿下地、养猪、放牛，王万祥硬是挣出了全家人的嚼谷。

　　他家房子不大，却收拾得十分整洁。厨房一旁紧挨着猪圈，两头母猪呼哧哧打着盹，膘肥体壮，听到竹竿响，摇摇晃晃站起来，向着主人的方向摇头晃脑。

　　“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贷款养十几头母猪！”

　　王万祥答得有些急切，仿佛给他几头小猪苗，立刻就能让肥猪满圈跑。

　　“除了贷款，你还需要别的什么帮助吗？”

　　“不需要，别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这句话声音不大，可是激起我们心里一阵阵的震荡。这个瘦弱的盲者，顿时在我们眼中是那么高大。

　　这股韧劲如此熟悉——住在赤水河畔的王余，也是这样。

　　7年前，一场事故，25岁的王余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脸被摔变了形。手术后醒来第一眼就是找老婆：“老婆你千万不能走，你要走了，这个家就垮喽。”

　　年迈多病的父母，两个孩子，还有尚在读书的弟弟妹妹。这一家老小怎么活呀？！

　　老婆没有走，他并没有躺在床上靠老婆。从此，一个传奇就在这个残疾人身上发生了。

　　刚能下床，王余便拖着残腿，同妻子一起养鸡、养羊、养牛……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几年下来，赚下12头牛、50头羊、300多只鸡，每年收入超过3万元，还清了债，脱了贫，盖起了小楼……

　　面对这些，我们难以置信，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置办这样的家业？这听起来像一个传奇，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问过王万祥的问题，我们同样又问了王余——

　　“那么，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我还不想就此罢手！我贷了3万块，在山上种30多亩脆红李和甜橙，到时候就能卖个好价钱。”

　　面对着王万祥和王余，我们在问，为什么身处困境，他们没有绝望，而像苦荞一样，疯长着？

　　大道沧桑，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

　　乌蒙山人的性格像仙人掌。贵州遵义习水县隆兴镇滨江村，满山满眼的石头，只长仙人掌。滨江村村主任程明勇带着农户，靠种植仙人掌户均增收2200元。“我们就是要像这些仙人掌一样，从石头缝里挤出来，长上去。”

　　靠山吃山，有人靠的是仙人掌，有人靠的是花椒树。云南鲁甸县龙头山镇谢佳的父母，守着山上的几亩花椒树、坡上的几亩旱浇地，培养自己的三个儿女。谢佳以昭通市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昭通一中。

　　她的梦想还很大，她说：一定要考上清华大学。“生来的贫困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却在自己手中。我相信，梦想可以覆盖一切苦难。”

　　“再大的苦难，人，活着总得有个尊严。”老耿说，他终于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走出大山，到山下开农家乐了。说到高兴处，他又甩起了“情歌”……

　　“大山包来好地头，

　　洋芋烧在火塘头。

　　荞粑放在石坎上，

　　欢乐日子在后头……”

　　欢乐的日子在后头，这，就是大山的渴望！

　　文朝荣生前在贵州毕节海雀村山林里巡查（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大山的召唤

　　支格阿鲁，乌蒙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他弯弓射下数个太阳，消灭妖魔鬼怪，征服毒蛇猛兽，驯服雷公闪电，让百姓过上了幸福生活。

　　英雄支格阿鲁只是留在远古神话传说中，一直没有回来。这里的百姓崇尚英雄，勇做英雄，一直有着寻找支格阿鲁的冲动。

　　贵州省遵义市，遵义会议旧址，那便是英雄汇聚的地方。

　　我们又一次来到这座令人神往的红砖小楼。

　　小灰瓦，歇山式屋顶，阳光从“老虎窗”飘洒下来成一扇光帘，轻柔地落在长桌前那排藤椅上，如雾如纱，如梦如幻。真想用手撩起它，一脚踏进80多年前的那一天。

　　历史早已尘埃落定，藤椅仿佛余温犹在。

　　没想到，我们在娄山关村村民马毅家见到类似的藤椅。

　　漫山的小青藤，是娄山关人心中的“宝”。过去，吃不饱肚子的当地人会用小青藤制作各式藤编补贴家用。20世纪90年代，传统藤编市场日渐萎缩，马毅带着村里的藤编手艺人闯广东。

　　在广东佛山，马毅被一家藤编厂的机器化生产震撼了。

　　于是，他停下了漂泊的脚步，这一停就是8年。从最普通的工人一路做到主管，学得一身本领的马毅风风光光地回到了娄山关村。见识广了，心思也大了，他注册成立了藤艺公司。

　　这又是一道风景，这又是一个传奇！

　　短短几年间，娄山关村从事藤编制作的村民由13人增加到168人，马毅的公司年收入达到了400万元。“娄山藤编”迅速在北京、重庆、江浙等地占领市场……

　　过去大字不识几个的村民，现在掏出名片，上面赫然写着：经理、技术员、产品设计员。

　　我们坐在马毅编的藤椅上，仿佛真的踏进80多年前的那一天。耳边好像传来不远处娄山关的枪声——

　　那一天，是谁在挥斥方遒？是谁在扭转乾坤？

　　1935年2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激烈交火，反复争夺，红一军歼灭黔军两个团，一举攻克娄山关，确保了遵义城内那场扭转中国革命命运会议的顺利召开。毛泽东豪气满怀地写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摆脱穷日子，就是当地人正在奋力要跨越的“娄山关”。

　　谈起娄山关，人们必然会想起赤水河。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赤水河畔，哼唱着这首老歌，退伍军人明政向我们走来，他是赤水河走出的兵，又是回归赤水河的赤子。

　　“啪”，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位当了24年边防军人的老兵让我们好像看到了当年四渡赤水的那支铁军。

　　明政的家乡，就在赤水河畔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

　　18岁那年，参军入伍的明政在这首歌声中坐着军用卡车离开了家乡。赤水河渐行渐远，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却嵌得越来越深——

　　“这辈子再不回到这个穷窝了。”

　　因为穷，小时候吃不饱饭；一双鞋，兄弟6人轮着穿。

　　因为穷，辍学的明政圆不了大学梦，他家交不起县城高中每月30斤大米和3块钱的伙食费……

　　五年前，42岁的边防团团长明政脱下了军装，捧着部队发的100万元复转经费，陷入了沉思——

　　回还是不回？

　　“不是不回来了吗？”

　　面对疑问，明政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赤水河走出去的军人，总得为这块红色土地做点什么。”

　　一个只会带兵的军人，回来又能做什么呢？

　　农业专家说，二郎镇昼夜温差大、日照水汽足，是个发展林果业的好地方。

　　那么，就用这100万元种果树挣脱这穷日子吧。

　　100万元一撒手就花完了。他狠狠心又贷了100万元。学种甜橙、脆红李、葡萄，打那时起，明政一头扎进了果木林子。

　　几年时间，他种下了350亩甜橙，解决了村里300多人的就业。在他的带领下，村里人心思野了、胆子大了、步子快了，2000亩脆红李、甜橙、猕猴桃的果木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赤水河畔的另一侧，四渡赤水一个渡口旁，贵州习水县淋滩村的后人们传说着“红军柚”和古法红糖的红色故事。

　　“红军柚”是一位曾在淋滩村养伤的老红军宋加通为了让赤水河畔的乡亲吃上甜柚，从老家带来的柚子品种，种下几株后发现长势喜人、口感甘甜，大家便纷纷开始栽种，“红军柚”因此得名。而古法红糖更是淋滩村的传统产业，村里人曾给红军伤病员熬红糖水、敷甘蔗叶，对伤病很有疗效。

　　这是2018年7月23日拍摄的贵州毕节海雀村一景（无人机拍摄）。新华社发（杨文斌 摄）

　　传承了红军精神的淋滩村人，做梦也想靠着艰苦奋斗的一双手摆脱穷山苦水的命运，可翻不过去的乌蒙山、风高浪急的赤水河让淋滩村变成名副其实的“水上孤村”。几十年过去，全村的衣食行、吃穿用，仍然依赖停靠在码头上的几条小渡船。

　　由于受不了码头对岸的商贩拼命杀价导致红糖贱卖，古法红糖加工技艺传承人杨彬决定扔下传承祖辈手艺的梦想，闯荡沿海打工，一闯就是十几年。

　　为什么回来？

　　杨彬回答说，路通了。

　　2015年，随着脱贫攻坚战打响，杨彬家乡基础设施发生巨大变化。一条赤水大道穿村而过，成为村庄的第一条公路。

　　“旅游公路就是发财路，凭着淋滩红糖的名气，不愁销路。”交通的巨大变化孕育着淋滩村的新生机。杨彬决定返乡创业，让家乡古法红糖技艺“走出”大山。

　　为了打消村民们的疑虑，杨彬自己第一个在村里注册了公司，扩种甘蔗，改良工艺，红糖一经推出，市场反响不错。村民们一看杨彬的红糖打开了销路，纷纷拾起了闲置的传统手艺。

　　在杨彬带动下，全村有100多户人家从事甘蔗种植、红糖熬制的营生，几年下来，甘蔗种植面积增加到了700亩，红糖产业逐渐成为村里致富发展的支柱产业，红糖也成为淋滩的一张又红又甜的名片。

　　如今，已是淋滩村村委委员的杨彬动员村民们把自家红糖链接挂到了淘宝上，广东、上海都有订单，最远的竟然销售到了香港以及法国、瑞士。现在全村房前屋后栽种的“红军柚”加起来约有1万多株，把“红军柚”挂上网，村民们也不愁销路了。

　　在贫穷的压力下离开，在故乡的召唤中归巢。

　　归去来兮，马毅回来了。他要让留着红色记忆的藤椅展现新的风采。

　　归去来兮，明政回来了，为的是历史注入他血脉里的那抹神圣的红色。

　　归去来兮，杨彬回来了，他希望能用古法红糖和“红军柚”让红军精神代代传承。

　　归去来兮，更多的游子回来了，是脱贫攻坚战役，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归去来兮，乌蒙山支格阿鲁们都回来了。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并号召“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

　　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一项项财政资金的支持、一个个干部队伍的身影，以及地区和行业的对口支援、企业和社会的帮扶力量成为脱贫攻坚这场伟大事业的强大推力，扶贫的滔滔洪流奔涌向前。

　　正是因为有一群群“归巢雁”扑下身子、一脚泥一脚水地走在扶贫路上，一条脱贫之路才得以铺就。正是因为有“村不脱贫誓不还”的誓言和“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拼劲，一篇篇脱贫传奇正在神州大地上书写。

　　从“闯世界”到“雁归巢”，时代在召唤，大山在召唤！

　　贵州毕节海雀村的安美珍老人在政府帮助修建的安居房前留影（2014年5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胡星摄

　　大山的脊梁

　　乌蒙山地区，造地之神斯日月祖打造九把铜斧和铁斧，他挥舞斧头，日夜造地，挥汗如雨，吼声如雷。他先造出高山用来放羊，再造出平坝用来养牯牛，造出水田用来种稻谷，造出坡地用来撒荞麦，造出山冈用来练兵，造出山谷让河水流，造出院坝让人居住……

　　在乌蒙山，我们听到这样的传说。这便是乌蒙山的来由。

　　汽车在连绵起伏的乌蒙山脉中穿行，不觉行至黔、川、滇三省交界的大山深处。蓦然回首，老鹰岩上一座红色的石碑扑入眼帘，上题“鸡鸣三省”。石碑桀骜挺拔，高耸入云，宛如这乌蒙大山的脊梁。

　　这确实是一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

　　崖壁陡峭，险峰连绵。谷底，渭河和倒流河汇集成赤水河奔流而去。河滩上几近风化的石槽诉说着被称为“干人”的当地先民曾经的辛劳，见证了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在此度过的第一个春节。

　　“听爷爷说，那年红军是腊月三十来的，他们在那个院子里开了两夜的会。”当地石厢子镇的村民肖为勤指着离乡政府不到30米的一个四合院对我们说。

　　我们知道，肖为勤所说的会议就是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

　　那是一幢小青瓦屋面的院子，走上前去，我们轻轻推开了木门——

　　那两夜，屋内会议的烛光剪影是否闪烁到天明？

　　那两夜，村里的干人们第一次遇到红军队伍，该是怎样的欢悦？

　　那年大年初一，红军给终年不得温饱的干人分了粮食、猪肉和衣物，百姓们将那年称为“开心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红军到，干人笑”的民谣。

　　接着，肖为勤把我们引到家里，很神秘地对我们说，我给你们看一样宝贝。

　　他指着房柱上说，你们看那是什么？

　　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上面有3枚铜圆。

　　指着这3枚铜圆，他说，这是毛主席留给我爷爷的。

　　肖为勤说，那年，红军的几位领导人借住在他家，临走时，一位瘦瘦高高的领导把3枚铜圆塞进了他爷爷肖有恩手里，“当时不知道他是谁，解放后，爷爷看到画像，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

　　当时，肖有恩觉得这3枚铜圆来得珍贵，害怕丢失，便悄悄地将之钉在自己家中一根房柱的裂缝里，还在裂缝处抹了一些与房柱颜色相同的泥巴。

　　“后来爷爷总是说，毛主席和红军是关心咱们穷人的，红军长征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3枚铜圆，也给了咱们穷人！”

　　斯人已逝，音容犹在。3枚铜圆来历的细节已无法考证，但是毛主席领导的红军为劳苦大众摆脱贫困、谋求幸福却是真实的历史记忆，就像嵌入房柱中的3枚铜圆，虽然历经岁月的消磨，依然在我们眼前熠熠生辉。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庄严宣誓：“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他强调，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关键是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挺起时代的脊梁，党领导的新时代长征在乌蒙山形成磅礴之势——

　　在云南，全省农村探索以党员为基础建立合作社，盘活村集体资源，提高履职效能；

　　在贵州，“组织定位、干部定责、群众定效”，党建扶贫机制形成，以责促行、以责问效。

　　在四川，1.15万名优秀干部奔赴贫困村任“第一书记”，着力解决农村“软、散、乱、穷”等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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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四川昭觉县，人们沿着刚建好的钢梯登上悬崖村（2016年11月29日摄）。新华社发（阿克鸠射 摄）

　　“精准扶贫，就是要靠一个‘干’字！”去四川泸州市叙永、古蔺两个贫困县采访的路上，时任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与我们同行。

　　跨大桥，过隧道，绕山穿云，汽车行走在乌蒙大山之中。一路行，一路聊，蒋辅义三句不离“扶贫”。

　　蒋辅义身上的担子不轻。泸州叙永、古蔺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老弱病残鳏寡孤独，“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多。

　　但困扰他最大的问题，是30%到40%的资金缺口。

　　“如果资金缺口补不上，就需要给政策，有宽松的环境，能让我整合专项资金……”

　　说着说着，蒋辅义“腾”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把我的手捆住，起码要把脚放开，把我的脚捆住，起码要把手放开……不能既绑住我的手，又绑住我的脚，那样叫我怎么能过得了江啊！”

　　他的激动让我们有些吃惊。我们知道，他这样急切，正反映了他对扶贫的投入。这是一个为了扶贫可以入海投江的人。

　　对于脱贫，蒋辅义也是立下军令状的。

　　“2020年以前脱贫，能不能完成？”

　　“我们能提前到2019年。”

　　“是不是实打实的脱贫？”

　　“我们的标准还高于国家制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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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我们远眺车窗外连绵起伏的群山，那里仿佛有扶贫的千军万马，前面走着一批前行者，每个人都有一段传奇。文朝荣就是这支扶贫队伍的早期前行者——

　　“共产党领导不会饿死一个人！”

　　1985年，毕节海雀村。时任党支部书记文朝荣这样斩钉截铁地说。

　　望着眼前光秃秃的荒山，望着那些摇摇欲坠的杈杈房，文朝荣常常坐在乱石嶙峋的山头上陷入沉思：

　　穷的死结究竟在哪里？

　　海雀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彝语中，“海雀”意为“水源”。之前的毁林开荒，让这里水枯山秃，森林覆盖率仅5%！

　　越垦越荒，越荒越穷。这就是海雀村的死结。

　　文朝荣一下子找到了出路：“挖坑，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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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影《文朝荣》中，呈现着一个种树着了魔的村干部形象。

　　在海雀村实地拍摄的几十个日夜里，文朝荣的扮演者王洛勇细心体验着文朝荣生前的每个细节。

　　面对万亩松林，王洛勇常常与文朝荣进行心灵的对话：

　　“我怎样才能演出真实的你？”

　　月白风清，林叶瑟瑟，宛如有一个声音穿林而来：

　　“我是党员。为人民谋幸福是我的初心，我的信仰。你只要将初心和信仰融入到表演中，你就成功了。”

　　王洛勇说，自己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

　　30多年后，我们又一次来到这里。

　　不见了曾经的荒山秃岭，万亩林海覆盖山峦中，一排排新居错落有致，曾经衣不蔽体的安美珍老人衣着鲜艳，在新居中幸福地安度晚年。

　　不见了老支书文朝荣，在海雀泉眼处，山色葱茏中，一座高冢被山石拱起，静静地迎风挺立。

　　墓冢无碑，更无墓志铭，那是文朝荣的墓。

　　海雀泉眼，那是村民心中的神圣之处。他们将敬爱的老支书葬在这里，守护着山林、守护着村落。村里人相信，生前老支书造福于他们，死后也会庇佑着他们。

　　扶贫大军中，走在前列的还有“为三斗米折腰”的80后驻村书记胡凌鸣。

　　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扶贫虽然没有硝烟，但这次去的叙永三斗米村，是省级贫困县，要致富，我要做好流汗、流泪，甚至还要流血的准备。”

　　撸起袖子，两臂血痕。这是那天暴雨，他从三斗米村回来的山路上，摔到沟里留下的纪念……

　　他在村里搞“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他跑成都、下重庆，利用各种场合、线上线下等手段，带着村民卖鸡蛋。书桌台历上记录着：第一天“卖鸡蛋135斤”，第二天“卖鸡蛋50箱”……

　　有人笑他为三斗米折腰，他说只要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腰折断了也心甘。

　　扶贫大军中，走在前列的还有王文贵。他3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脱贫攻坚的路上。

　　“想，都是问题；干，才是答案。”这句话常挂在王文贵嘴边。王文贵挂钩的云南昭通蜘蛛湾片区老街村地处高寒边远山区，精准扶贫任务极其繁重。挂钩扶贫两年多，王文贵跋山涉水走村入户，访遍了26个村民小组，帮群众出点子、找路子……

　　2018年6月29日下午，玉碗镇人大主席王文贵带领镇村干部核查扶贫茶产业、烤烟长势及走访群众，在返程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坠下数百米山坡。7月5日，告别仪式上，他4岁的女儿哭喊着一句让所有在场的人潸然泪下的话：“躺在那儿的不是我爸爸，是假爸爸，我的爸爸下乡扶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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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云贵川采访的日日夜夜，我们辗转于乌山赤水之间，面对着红色遗址，面对着落成的新村，面对着脱贫致富的人家，面对着一心扑在扶贫上的党员干部，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在这崇山峻岭中，在这红色的大地上，我们仿佛看到昔日的长征队伍，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艰难跋涉，一如在彝族传说中改天换地的斯日月祖。

　　而今，在这崇山峻岭中，在这红色的大地上，一支新的长征队伍在爬坡过坎、勇往直前，将拔去这里千百年遗留的穷根——他们是大山的脊梁。

　　乌蒙山传奇 这是四川昭觉县的钢梯局部（2017年4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大山的希望

　　公元前130年，汉朝使节唐蒙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意欲修建西南夷道而“不成”。夷道艰险，难于登天，那是一道道绝壁，那是一道道天堑。

　　2000多年过去了，岁月流逝，山川依旧。绝壁悬崖是老天爷留给这里人们的一份永久不变的遗产。

　　四川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被称为悬崖村。那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惦念的地方。

　　开门是悬崖，背后为绝壁，在世界中，都可能难以找到这样的村落，这样的“路”。

　　漫长的岁月里，这里的村民们在1000多米高的悬崖上，用木棒和藤条在最险要的地方编成17段藤梯，这些天梯就是他们抗争命运的唯一出路和希望。

　　千百年来，藤梯坏了又修，修了又坏；村里人爬得下山，却爬不出山坳。

　　90后“悬崖飞人”拉博忘不了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那夜他的嫂子快生了，悬崖村上漆黑一片，无法行走，产妇大出血，“第二天一早赶紧往下背，背到半路人就咽了气”。

　　这是一条要命的路，也是一条绝望的路。

　　修路，是一段长长的梦，一头连着绝壁上破旧的藤条，一头连着奔小康的希望。

　　2016年，凉山州昭觉县投资100万元，准备用几千根钢管打造一段“天梯”。当年11月，用6000根钢管打造的2556级“天梯”全部完工。我们爬得十分艰难，但对村民们来说，这已经像是“通了高速”。

　　我们走村进户，发现家家户户都装上了自来水管，安上了太阳能发电板，配上了卫星电视，曾经的木板房也建成了瓦房。老百姓用上了百兆光纤宽带和4G手机网络，这种生活是他们梦都没梦到过的场景。

　　一直记挂着这里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前夕，来到大凉山深处看望彝族群众。说到这里，拉博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我怎么也没想到习总书记还会知道我们悬崖村。我想跟总书记说，我们很感谢他，因为他给了我们悬崖村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我们听后心中一热，是的，这就是大山的希望！

　　云南鲁甸龙头山镇，2014年那场大地震让这里本不富裕的乡民陷入了绝望。

　　2015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查看灾情，看望受灾群众。他要求当地干部行动起来，灾后恢复重建和扶贫开发一起抓，重建家园步伐要加快……

　　村民们心头温暖，充满希望。

　　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脱贫攻坚任务艰巨……重压之下，鲁甸开始涅槃过后的艰难重生——

　　“安居房”建起来了，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起来了；昔日的山边小道被高质量公路取代，高速公路贯通灾区；新建的混凝土砖房和钢构抗震房鳞次栉比。

　　用四年时间，龙头山整体跨越了二三十年。

　　一座脱胎换骨的新城镇——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龙头山镇。

　　走进村民高文富家，几只椒林鸡正在花椒林下咕咕作鸣，院里的大笸箩里晒着满满的花椒。

　　地震发生时，高文富在外跑运输，家人在山上采花椒，全家躲过一劫。保住了命，却保不住一家人栖息的屋顶。

　　靠着种花椒和养椒林鸡，老高一家脱了贫，盖起了新房。

　　院子里，端上一碗花椒和酸菜炖好的汤，老高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尝一尝，脸上露出历经苦难后的笑容。

　　花椒，是废墟里的“救命椒”。苦里伴着麻，麻里藏着香，山崩地裂压不死花椒的根茎，仍在废墟中生长！一如在这大山里长大的老高们。

　　命运和现实的抗争，就这样一撇一捺地书写着，希望在老高们的脚下延伸。

　　“太阳出来高万丈哎，

　　哟嗬嗬，

　　手抓石头脚蹬沙……”

　　四川古蔺县太平渡渡口，在那座有名的“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纪念碑”旁，坐着年逾古稀的胡敬华，唱起赤水河沿岸独有的船工号子。赤水河在他的身后，静静地流淌。

　　胡敬华的父亲胡荣清是一名老红军，当年他亲历了四渡赤水的传奇。

　　一迭声的号子唱毕，胡敬华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棉布包着的牛皮口袋，里面是父亲留下的一块银元。

　　他说，那银元上有父亲的气味，有长征的气味。

　　在乌蒙山人的心中，这是一个仍在被续写着的讲不尽的传奇故事，有如今天续写的长征，每个乌蒙山人都是这个故事里的主角，每个乌蒙山人都在这传奇故事里寻找着力量和希望。

　　正如龙头山镇龙泉中学159班的学生张乾英在作文里写道：“用你的笑容可以去改变明天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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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鸡鸣三省大桥所在地（2017年5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陈地摄

　　10月，乌蒙山最美的时节。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映照出满眼的流光溢彩。

　　此时，迎着朝霞，54岁的杨甲泽走到陡峭的峡谷上，鸡鸣三省会议纪念碑在他身后投下巨大的影子，脚下是赤水河湍急的流水。看着两岸高高的索塔和正在施工的大桥拱座，他的脸上绽出舒心的笑容。

　　杨甲泽的家在四川省叙永县水潦乡岔河村，村旁的倒流河与渭河交汇成赤水河的“Y”形大峡谷处，正是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之地。这里千百年来交通闭塞，两岸相望而不相通，几近地理死角。

　　当脱贫攻坚战打响，消除交通闭塞的“拦路虎”成为这里精准扶贫的题中之义。经过反复选址、论证、设计和规划，鸡鸣三省大桥于2016年7月正式破土动工。一旦建成，两岸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近2小时缩短到四五分钟。预计2019年年底，大桥将建成通车。

　　杨甲泽心心念念的是他家乡的冰脆李、甜橙什么时候能卖到云南镇雄。以前，对岸百姓虽然青睐水潦乡的特色农产品，但要5个多小时手背肩挑才能运过去，这么一背，价格就增加了3倍多。而镇雄县盛产的优质煤炭要运到叙永县，必须绕道多走近60公里。一旦大桥贯通，每车煤炭将减少200至400元的运输成本。

　　等待大桥贯通的，还有大桥两岸许许多多的百姓们。他们称鸡鸣三省大桥为“连心桥”,让3省8县12个乡镇的群众连在了一起。

　　站在连接三省大桥一旁的山峦上，极目远眺，乌蒙巍然，赤水奔流，一幅壮美的脱贫攻坚战的长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这里地跨长江、珠江两大流域，金沙江、岷江、赤水河、乌江等长江水系蜿蜒交汇；这里聚居着回族、彝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还包括习水、镇雄、彝良等革命老区……

　　放眼人类历史和当今国际，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一样，进行着这么一场壮怀激烈、艰苦卓绝的反贫困斗争的大决战，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这里有多少动人的故事，这里有多少感世的传奇！

　　越明年，我们将整体告别贫困，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此景此情，让我们不胜感慨。

　　——伟哉，当代中国！

　　——壮哉，乌蒙山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