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两代“余书记”,接力斗贫魔
患癌症村支书余启良:脱贫攻坚是一场接力
余启良在烤烟种植基地劳作。本报记者 田朝晖 摄
8月的雷首山,骄阳烤炙。一群背着背篓的农妇,冒着烈日到山顶上羊场拾掇羊粪,送到附近的烤烟田积肥。
她们都是村里的贫困户,现在为村集体做工,每天有75元工资。
“余支书,上(山)来了?”她们和余启良打过招呼,说说笑笑往羊场走去。
烟田里的烤烟已有半人高,密密麻麻,很有气势。余启良顺手掐掉了其中几株的杂叶,指着与烤烟长在一起的一株树苗对记者说:“这就是今春村集体种的软籽石榴,最快明年能挂果。”
顺着他指的方向瞧去,金黄的烟田里果真“混种”着不少开紫色小花的植物。
种植软籽石榴是雷首山村脱贫攻坚的主打项目之一,与村集体种植的李子,筹建中的山羊养殖合作社,是村支书余启良现在最操心的事。
余启良每天骑着摩托上山看进度,大大小小、事无巨细。乡亲们巴望他这位支书领着脱贫致富,“只能战战兢兢,不能有一丝马虎。”
但是,在贵州石阡县群山深处的这个贫瘠山村,村民都知道:支书能挺到现在,已是十万个了不起!
“答应村民的事,不能半路撂挑子”
自己当选“村官”,就是“抢到”了为村民服务的机会。离“三通”还差最后一把劲,自己必须挺住,兑现诺言
2016年春节前,当时还是村主任的余启良被确诊患有肺癌。医生把女儿余娜拉到一边悄声说:“你父亲最多还有2年时间。”
但2016年11月村“两委”换届,余启良却仍然被全村党员全票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当初村党支部换届选余启良当书记,爱人李光群第一个不依。
但投余启良票的,就有余启良自己。
余启良不是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县医院出具的诊断书上是代表病情的字母缩写。女儿余娜回忆,在去重庆做二次检查的路上,猜到几分的余启良不停用手机搜索其指代的含义。
一年多来,余启良定期去重庆接受放化疗。在石阡县坪地场乡的家里,余启良指着手机上一张病历的照片对记者说:“6月份复查,(肿瘤)缩小了。”
短短几秒,记者没看清手机照片中,诊断结果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据,却清楚感受到眼前这位形容消瘦的中年人,渴望从旁人那里获得对自己身体正在好转的信心。
明知时日不多,这么玩命为了啥?
“雷首山村的担子,只有你能挑起来!”老支书余力对余启良这么说,余启良自己也这么想。
“我不是贪恋当村官不想让贤。”余启良说,一来村民把他当“主心骨”,自己作为“领头羊”,很难放弃责任,很难抛下盼望脱贫的乡亲；二来,2013年当选村主任时,他向村民保证:在自己任上,雷首山村一定要实现水电路“三通”。如今,离“三通”还差最后一把劲,自己必须挺住,兑现诺言。
4年之前的雷首山村,从乡里到村部的主路、9个村民组之间的通组路,全是没有硬化的泥巴路。一到下雨天,坑坑洼洼,满地泥泞,村民下山赶集都是奢望。
村子离石阡县坪地场乡乡政府并不远,却是全乡最闭塞的地方。即便在石阡,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山上的这座村落,222户人家。
喝水也要看天。村民靠山上盛雨水的水窖过活。每个村民组只有一个公用水窖,水里还总渗着股虫子和树叶的味道。
村民用电也是难题。尤其春节前后,外出务工者回家,用电的人一多,除夕初一连电饭锅也用不了,家家户户只得临时上山砍柴。
余启良被确诊癌症时,“三通”工程正在节骨眼上,脱贫攻坚发展集体经济正值关键时刻……
余启良的逻辑很简单:自己当选“村官”,就是“抢到”了为村民服务的机会,因此,“答应村民的事,不能半路撂挑子。”
父亲筑渠我修路,父子接力斗贫魔
“我们这地方太穷了。你长大后,有了能力,要像你父亲一样为乡亲们办事。”母亲的话,他一直记在心上。身患癌症仍然接受村里党员的选择当支书,余启良认定这是父子接力
“我们这地方太穷了。你长大后,有了能力,要像你父亲一样为乡亲们办事。”小时候,母亲常对余启良这样说。
高中毕业后,余启良离开了雷首山村,成了供销社的职工。但母亲的话,他一直记在心上。
余启良的父亲余道洲在上世纪60年代曾任坪地场乡党委书记,在当地“官声”颇佳。如今,还不时有认识他父亲的老人拍着他的肩说:“要好好做,像你父亲当年一样。”
父亲多么了不起!但他去世时,余启良只有4岁。
在女儿余娜的记忆里,父亲跟自己提到爷爷的次数不多。但每次说起,父亲都要流泪。
身患癌症仍然接受村里党员的选择当支书,余启良认定这是父子接力斗贫魔。
从2016年11月,余启良担任村支书至今,雷首山村建起了3个提灌站用于引水,全村70%的居民告别了从水窖担水的生活。村里的公路也终于完成了硬化。
这几年,余启良带领村民做了很多事,但他认为自己和父亲还是比不了。
尽管对父亲生平的了解,更多来自母亲和乡邻的讲述。但说起父亲,余启良总是很自豪:“他带领村民修了两条水渠。一条将后山的山泉水引到街上,解决了乡里的吃水问题；还有一条经过白家、上坝和黄泥塘几个村民组,直到2005年左右,这几个村民组喝水还靠它。”
“你觉得自己赶上他了吗?”记者问。
“比不了。我在村里做事,我父亲是为一个乡里的老百姓做事。”余启良说,“但我只有尽到了责任,父亲会含笑九泉之下的。”
没有余支书,就没有这条正在硬化的路
即便在重庆检查治疗的时候,他的电话也没有断过,大多都是关于修路的事。一说到修路,余启良就忘了自己的身体
在雷首山,水电路“三通”是关乎脱贫的大事,尤其是修路。
2010年,离开雷首山村20多年的余启良,从供销社“提前退休”,回村发展山羊养殖。
有村民找到当时还没当村干部的他说:“过去你在供销社工作,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我们找上面要一点钱,把路修一下。”
村民的期盼,余启良记在心间。当选村主任后,他全身心扑在修路上。即便在重庆检查治疗的时候,他的电话也没有断过,大多都是关于修路的事。
“别让他们给你打电话了。”爱人李光群抱怨说。
“不问我,他们找谁?”余启良回应。一旦说到修路,余启良就忘了自己的身体。
在雷首山村修路,真离不了余启良——
位于山顶的甘家山村民组要修800多米通组路,每人需要出500元投劳费。因为地理条件,这个费用比别的村民组都要高出一大截。但组里留守老人多,经济困难。余启良就以自己的山羊养殖合作社的名义赞助了10000元。
下寨组的通组路要经过双寨组村民余启龙家的责任地。余启龙家又和下寨组其中一家村邻的父辈闹过矛盾。在凯里打工的余启龙指示在家的爱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路从自家过。为说服余启龙,余启良一次一次地做工作。最后,余启龙的爱人感动地哭着打电话劝丈夫回来签字。
如果仅仅是当老黄牛,对余启良这样早把自己后半生许给家乡的人来说,真算不得什么。在村里工作,真正的麻烦是必须板起面孔,不怕得罪人。
村里的通组路只能过5吨重的车。一户村民为修自家宅基地开来10吨重的挖掘机压裂了路。村邻不敢说,别的村干部明哲保身,只有余启良上门讨说法,要赔偿。对方骂得很难听,但余启良不为所动。
还有村民修房子把4.5米宽的通组路占去三分之一。村里人怕得罪人,视而不见。余启良直接用锤子把对方立的桩敲掉。对方气急败坏地让余启良别得意,“当官当不了一辈子”。余启良说:“我就是只当一天,也不行。”
年轻的驻村干部徐宾2016年来到雷首山村工作。短短半年多,他得出结论:“老余真不怕得罪人!”
“我公私分明,不怕得罪人。”余启良说。
从坪地场乡到雷首山村是一条陡峭的盘山路,余启良每天都会骑摩托从这上山。承建此路硬化工程的施工队,一开始干得很潦草。用余启良的话说,蹲下身掰一下路沿就裂了。
一年多年来,余启良常同对方据理力争、斗智斗勇。去重庆治疗的时候,他一定让村民们盯紧了,随时电话沟通。对方嫌他多事。但余启良更恼火:“你们为何总是出了问题才修修补补?”
今年8月,记者来到雷首山村时,这段2.7公里的公路,路况平整。几位妇女正拿着壶往路中间的缝里一点一点倒沥青。
村民们都说,如果没有余支书,就没有这条马上就要验收的公路。
直到快到山顶,在余启良的山羊养殖合作社附近,路突然变得颠簸不平。记者一行人只能下车步行。
最后怎么没有修?
“我是村支书,村里的路还没修完,哪能先修自己合作社前面的路?”余启良说。
爱人李光群说他爱面子。余启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面子。他说,既然当了干部就要像父亲那样为老百姓做实事。
培养后生接过脱贫接力棒
为找接棒人,“村里有点创业心的年轻人他都找过”。现在,总算有人能接过自己手中的接力棒了,余启良很欣慰
雷首山村快实现“三通”了,现在余启良谋划着怎么发展村集体经济,怎么带动老百姓脱贫致富。
2017年春天,贵州省掀起“脱贫攻坚春季攻势”。余启良和村干部带领村民们开垦荒地,按乡里的建议,发展石榴、李子和烤烟。
初春的石阡县阴雨绵绵。这种天气对正在治疗中的肺癌患者非常不利,稍有不慎引发感冒就会有生命危险。
但余启良坚持每天到一线,只要不是去重庆治疗,就从不缺席。爱人李光群拗不过他,只得准备好帽子、耳罩、护腿和棉大衣,把他裹得严严实实。
每天早上,余启良都要带上六种西药中药,从街上的老屋上山。到了中午,如果夫妻俩都在山上,李光群就会在山顶羊场的灶台上,将中午的中药热一下。
雷首山村村主任杨凡说:“换位思考,我做不到。平心而论,在雷首山村,只有他能做到。”
但余启良却对杨凡这个80后寄予厚望。他希望杨凡以后能接过自己手中的接力棒,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
“过去他做村主任的时候,就常劝我回来创业。说真的,以前我们不认识。直到2010年,他回雷首山搞山羊养殖的时候,我们才见了几次面。”杨凡回忆当初两人相识的情景。
当初,余启良希望杨凡回乡跟他一起带动贫困户发展山羊养殖。在外面承包水电安装工程的杨凡以没有经验婉拒。
“村里有点创业心的年轻人他都找过。”杨凡说。
两年之前,杨凡回到村里。2016年底,村两委换届时,余启良推荐他参加村主任“海选”。
在余启良眼中,杨凡有上进心,能吃亏。
“吃不了亏,群众工作无法做；吃不了亏,莫来当干部。群众骂你,你要忍。”这是余启良的信条。
杨凡上任后,余启良又劝他平时多看新闻,还嘱咐他说:“你们年轻人爱玩。但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一样。”
现在像调解纠纷、流转土地这些麻烦事,余启良都把杨凡带在身边,手把手地教。“年轻人都比我聪明。跟着就学会了。”他说。
现在杨凡每天至少花五六个小时在村里的事务上,有时晚上十一二点村干部们还在商量下一步的脱贫攻坚怎么做。
爱人抱怨自家的生意大受影响。杨凡对妻子说,村里都是一家人,为村里做事,也是为自己,不必太多计较。
当年,余启良也没有计较。
2013年,老支书劝余启良参选村主任。原本在山顶发展山羊养殖,一年至少有10多万元收入的他没有犹豫。即使这份新工作,一个月900元工资,半年才发一次。
如今,余启良为集体经济发展焦虑,年轻的杨凡也在思考——
“我们村海拔高,发展种植业没有优势。我们要因地制宜。余支书当年发展山羊养殖,在山顶培育了1000多亩草地,我们的重心应该转到养殖业上。”
2010年,离开雷首山村20多年的余启良回到家乡,带着6户村民,将山顶1000多亩的荒地重新种上青草,养殖山羊。
自从脱贫攻坚战打响,号召发展集体经济,余启良一直期望把自己经营的合作社并入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发展。
今年8月30日,雷首山村村干部召集了全村的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去余启良的养殖合作社考察。村民代表达成未来要扩大合作社养殖规模的共识。
“我现在成天都在思考怎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老百姓脱贫。”杨凡说。
看着年轻人还算努力,余启良也很欣慰。总算有人能接过自己手中的接力棒,在未来把带领雷首山村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工作继续下去。
女儿余娜告诉记者,自己当初同意父亲带病工作,只是希望他能开心,对病情有帮助。这,并不意味着她对父亲行为的认同。
但她没想到,病中的父亲却在某天对她坦承心迹——
“雷首山村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现在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希望这里以后都好。我想看看凭自己的能力能不能改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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